张其昀

张其昀(1901-1985)
张其昀，字晓峰，浙江郭县人，生于公元1901年11月9日（即清光绪二十七年阴历九月二十九日），于1985年8月26日在台北市病故，享年85岁。
张其昀于1913年进都县第四高级小学，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即现在宁波第一中学前身）。在中学读书阶段，有几位教师对他毕生事业有较大影响。如当时的国文教师陈康麟先生，曾提示：“教育是立国之本，尤以中小学教育最为重要”；历史教师洪允祥先生（字樵龄）和地理教师蔡和铿（字芝卿）先生，认为“历史须以地理为背景，地理应以史实为印证”，这些对他立志教育工作和治学方法甚多启发。1919年夏，全国各地学生群起响应“五四”运动，他被推派为宁波学生联合会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学生会议．也是他实践当时的“敬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意愿。
1919年7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文史地部。在南京高师求学时期，对他影响较深的有西洋哲学教授、后任东南大学副校长的刘伯明，史学大师柳诒徵（字翼谋）和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字藕舫）等教授，其中尤以柳诒徵先生影响最大。当时他更多倾向于地理学。柳氏认为博览古籍外，并研究科学，应以追踪顾炎武之史学与顾祖禹的地理学相勘勉，得益最多。1923年南京高师毕业后，他在东南大学（南高改制易名）任助教半年。1924年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编辑初、高中本国地理教科书，所编教科书曾流行一时。在这期间，他时去东方图书馆纵览群籍，博观约取，既为编书充实材料，自己亦多有所获。1927年秋，东南大学扩充改组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张氏以其地理学之造诣，即应聘担任地理系副教授、教授。其时张氏的老学友胡焕庸先生留法学习地理归国，对张氏甚为倚重，胡氏任系主任职，并以胡、张两人分主中、外地理之教学工作，且增聘师资，使后来国内各大学之地理系教授，出身于东南大学与中央大学者甚多。
在这期间，张氏与昔日师友和同学时相切磋，若干译著和论文即在这时先后发表和刊行，如《中国民族志》、《中国经济地理》、《浙江史地纪要》、《战后新世界》（与人合译）和《人生地理学》等书。同时在《史地学报》及报刊发表论文多篇。自1931至1935年中，还曾先后作三次重要考察旅行：一、浙江全省旅行，遍游天台山、雁荡山、天目山及雪窦山等名胜；二、东北三省的考察旅行，东至安东，北至长春等地；三、西北各省考察旅行，以兰州为中心，向北到达内蒙的百灵庙，向西循河西走廊至敦煌，翻越秦岭至汉中及青海与甘肃之西南隅拉卡楞喇嘛寺等地，时间约一年。在这几次长途考察旅行中，他深有体会地理学有助于史学的研究，并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先后撰写的多篇论文陆续在《地理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当1931年8月从东北三省考察旅行回南京后约一个月，日本军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张氏曾作《思念冀东》一文，对唤起当时国人爱国的热情有一定的作用。这些论文发表后，颇受当时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的推崇。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届评议会上，张氏当选为第一届评议员。在当时被选之评议员中，他是最年轻的。
1936年竺可桢先生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即创办史地学系，聘张氏为教授兼系主任，因而张氏离开执教达十年的母校来到杭州，以作育江南的莘莘学子。1937年8月，日本继“七七”事变后又发动淞沪战争。当时杭州频遭敌机空袭，教学工作发生极大困难，因而学校初迂建德上课，是年冬战区扩大，再迁至江西之吉安与泰和上田村，在天目山的一年级师生也皆撤至江西。
1938年冬二迁至广西之宜山，次年2月宜山竟遭敌机狂炸，虽师生幸无死亡，而教室和学生宿舍被毁甚多。1939年冬广西又有被敌入侵之虞，遂四迁贵州之遵义和湄潭，校总部设在遵义。浙大自迁遵义之后，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当时学校颇有发展，如文理学院分为文、理两院，史地与数学二系增设研究所，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全校师生人数俱有增加，不敷校舍也有增建，且由于后方环境比较安定，与当地政府和各界人士之大力协助，以及竺校长教导所凝成刻苦团结前进之精神，使教学与科研工作得有多方进展。英人李约瑟博士曾誉抗战时期的浙大为“东方的剑桥”。1939年前后，国民党政府在战时首都重庆成立国民参政会，浙大被选为国民参政员的有梅光迪先生和张氏二人。
1941年8月张氏邀约浙大和校外著名学者教授创立《思想与时代》月刊社，该刊以探讨时代思潮和民族复兴之关系及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并计划编篡中国通史和国史长篇等丛书（《中国军事史》即在这期间出版）。当时主要特约撰稿的有朱光潜、钱穆、张荫麟、郭斌和、谢幼伟和张氏自己。张氏曾撰写论文多篇，如《中国之陆权与海权》、《国防中心论》及《再论建都》等。该刊前后共计出版53期，《思想与时代丛刊》5种，在当时对全国有较大影响，重庆和桂林设有总代售处。
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处约请我国著名六所大学各遴选教授一人赴美访问讲学。当时应选聘的有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金岳霖等教授六人，张氏以浙大教授亦为其中之一。经中美两国政府核准同意，于是年6月乘中国航空公司班机，经印度至美国首府华盛顿，稍事访问后，张氏即至麻省哈佛大学，其大部时间从事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并曾多次作考察旅行。张氏留美二年多时间里，曾先后作出多次的专题讲学或报告，如向东方学会发表题为《文默生论中国文化》的演说，又在旧金山电台向中国各地发表题为《战时的美国青年》之广播演说等。其次应邀访问当时美国霍普斯金大学校长兼世界地理学会会长鲍曼博士，并与他进行关于过去中国作为海上与陆上强国之交谈与讨论。其间参观了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故乡。
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欢腾，张氏也着手结束在美国两年多的访问研究工作，并于是年9月乘轮回国，抵达上海后旋赴重庆汇报，遂返遵义浙大校中。当时复员交通困难，张氏在遵义仍任史地学系和史地研究所主任等职并整理系务。当时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先生已因病逝世于贵阳，院长职务暂缺，校长竺可桢先生旋聘请张氏继任文学院院长。次年1月张氏在史地学会发表题为《战时美国的社会》演讲。
在遵义期间，史地系与史地研究所诸先生曾就遵义地理各方面实地考察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张氏在抗战胜利复员回杭州后，即汇集和综合有关遵义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编印成《遵义新志》一书，此书打破传统地方志的编篡方法，实为地方志之创举．是书于1948年5月出版，全书共分十一章，内容包括地质、气候、地形、相对地势、土壤、土地利用、产业与资源、聚落、区域地理和历史地理等，全书并有附图22幅。《遵义新志》的出版，也是浙大史地系全体师生对广大遵义人民一件珍贵的献礼。
张氏主持浙大史地学系，前后共计十三年，曾先后访聘和罗致各课程专家学者，以充实各学科的师资和科研力量．该系实际上有四个部份，即文学院史地系、史地研究所、师范学院史地系和史地教育研究室，由于单位多，因此经费相对比较充裕，教授人数亦较多，师资力量相当于两个系的实力，先后在史地系及研究所任教的多是国内一时积学之士。
解放前夕，张氏于1949年5月离开杭州，于同年6月至台湾，曾先后担任国民党的党政要职．他于1958年辞去台湾教育部部长职务后，得到一些志同道合之士的协助，于1962年在台北阳明山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次年扩大为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发展为中国文化大学二该校为私立大学，办学的宗旨为宏扬中华文化。创办时经费由中外人士捐助，尤以华侨捐款为最多，以后依靠兴办企业以维持日常经费。校址设在台北阳明山华岗。
1966年张氏又在华岗创办“中华学术院”。几年后又建立华岗兴业基金会，其目的以科学研究推动实业，复以实业奖助兴学，合教育、研究及企业三位于一休，总称为华岗学园。中国文化大学是一所多院系的综合性大学，共有十个学院以及各学科研究所；全校教授近千人，尚有不少兼任及外籍教授；全校学生包括夜大学据说有数万人，为目前台湾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张氏于1985年逝世后，其子张镜湖博士继承父业，任该校董事长。张镜湖原在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毕业，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获博士学位，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地理系逾二十年，为著名的气候学家。
张其昀为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教育家，对中国地理方面的著作和学术论文极多，同时对地图的搜集和创作也极为重视。其代表作有《中国地理研究》、《中国地理大纲》、《中国区域地理甲、乙编》；另外主编和监修约有《中国之自然环境》、《中国标准地图》和《世界地图集》等。
张氏对历史也极为重视，认为史地二学，一以知古，一以知今，互为经纬，相辅相成。因此他在晚年1961年开始撰写《中华五千年史》，计划全书三十四册，从远古史到民国史，原定10年完成，后因故拖延。这是一个十分宏伟的计划，至他逝世之前共已出版九大册，即从远古史到西汉史。该书以清新的笔调，深入浅出地综合各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又辅以大量图片，图文并茂，实为中国通史中独具一格，惜未能完成全书。
张氏毕生的著作极为丰富，计有专著200种，学术论文约2000余篇，英文论著100余种。
张氏平日生活极为检朴而有规律，待人接物较谦和而严肃。对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与著述，孜孜不倦，即在逢年过节之时也从不见其中辍。中年以后又潜心于兴办教育事业，创办中国文化大学。张氏晚年仍壮心不已，专心撰写《中华五千年史》，虽全书没有完成，但其立志要完成一部具有特殊风格的中国通史的宿愿，是值得称颂的。
从1952年起至1979年连任国民党第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后任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
1985年8月在台北病故。

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
1936年至1949年,张其昀协助竺可桢办学, 创设浙江大学史地学系, 并任该系系主任。十三年中, 在他的辛勤努力下, 浙江大学史地系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四个单位、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成果丰硕的系科。浙江大学史地系的特点是史地结合, 这与当时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史地分系不同。这一办学特色既体现了校长竺可桢的办学方针, 更与系主任张其昀的史地结合思想密切相关。
张其昀的学术和教育生涯, 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1949 年前以地理学为主, 1949 年后以历史文化著述为主。但总起来看, 他始终都是史地兼顾的。其晚年所作《中华五千年史》则可视为是他把史地结合起来的一部典型著作。按照《中华五千年史》编辑要旨,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历史, 纵横数万里之舆图, 史实繁颐, 浩如烟海, 必须深研地理之学, 以时与空为经纬, 方有灿然在目之快, 作者于此,特为究心”。而事实上, 作者也正是通过把人地关系之学引入史学研究中, 将史学与地学结合起来的。它体现了“综合联贯, 时空交织”的历史地理研究特色。
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早在他求学时期即已萌芽发展。中学时代，张其昀即对历史与地理所体现的时空关系产生兴趣。进入大学后，他又开始对西方历史地理学发生浓厚兴趣，并首次将法国著名学者白吕纳与克米尔合著的《历史地理学》一书的主要内容译成汉文，发表在《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2期上，这也是首次将西方近代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及其主要内容介绍到中国。在日后的史地研究与办学上张其昀都深受白吕纳思想的影响。他在《地理学之新精神》一文中曾以白吕纳的话提醒人文地理学家，“若于史学、经济学、哲学，无深切之修养，殆卑卑不足道也”。并指出，“近三十年来，史学精神灌入各种社会科学，阐其疏通知远之教，影响至宏，结果至佳。”而当时“历史之‘地理化’尤为著名”。三四十年代张其昀一再阐述史学地学的密切关系，认为“史地二学乃姊妹之学，犹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因而两者联系学习最为有益。后来他又反复强调了“时空二者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时不离空，空不离时，史地二学，一以知古，一以知今，互为经纬，相辅相成”的观点。因此，可以说“史地结合，时空交织”是张其昀一贯的思想主张。基于这种主张，1936年他来浙大后即在竺可桢校长的支持下创办史地学系，并担任该系系主任。关于浙大史地合系之宗旨，他指出: “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曾说: ‘20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盖一为时间的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而史地合一，时空交织，也正是浙大史地系的特色所在。

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
浙江大学史地系自1936年创设(当时属文理学院)到1949年其所属的历史组停办、地理组改建为地理系，前后共存在了十三年，而这也正是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张其昀任史地系系主任的十三年。这期间，浙大史地系不断添设新的研究机构，发展成为拥有两系、一所、一室的较为完备的系科。
1938年8月浙大在新增设的师范学院内再设一个史地系，系主任仍由张其昀兼任。1939年8月，浙大文理学院分开，史地系归属文学院。根据当时教育部指示在文学院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并由张其昀兼任学部主任。这是浙大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同期，教育部又鉴于浙大史地系人才设备已有相当基础，委托浙大史地系附设史地教育研究室。至此，浙江大学史地系已发展成为包括四个单位( 即文学院史地系、师范学院史地系、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和史地教育研究室) 、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科。在组织结构上，当时文学院史地系采取史地分组方法，其中史学组兼重中国史和世界史，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能力; 地学组兼重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以充实其科学研究的基础。而师范学院史地系不采取分组方法，以使学生对史地二科有全面的了解，更好地培养史地兼备的中学师资。⑧史地研究所则分史学组、地形学组、气象学组及人文地理组，以培养专门研究之人才。而史地教育研究室则“以传布史地学术之最近贡献，改进史地学科之教材教法，搜集专题研究之参考资料，编制史地教科之图书设备为主旨”。张其昀认为这种分组合系的组织形式既能使“时”与“空”分组钻研，各有侧重产生成果; 又能融会贯通，各取其长而用之，这是其它大学所不及的。
浙大史地系四个单位在张其昀的组织管理下，经费充裕，师资雄厚。十三年间张其昀先后访聘和罗致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和授课，如史学组有钱穆、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向达、俞大纲、顾谷宜、李洁非、王庸、刘节、贺昌群、李源澄、方豪等; 地学组有叶良辅、任美锷、涂长望、黄秉维、朱庭祜、李春芬、沙学浚、么枕生、卢鋈、李海晨、孙鼐、严德一、刘之远等。其中竺可桢、谭其骧、任美锷、涂长望、黄秉维、向达等建国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这批优秀教师的培养下，浙大史地系的学生中也英才辈出。到1948年，毕业于史地研究所的研究生就有27人，其中有6人在国外深造。当时据教育部统计，在各大学研究所毕业研究生人数中，浙大史地研究所位居前列。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日后成为两院院士的就有六位，他们是施雅风、陈述彭、叶笃正、谢义炳、毛汉礼、陈吉余。而郭晓岚、赵松乔、束家鑫、文焕然、严钦尚、杨怀仁、丁锡祉、刘宗弼、徐规、宋晞、程光裕、张镜湖、姚宜民、谢觉民等则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科学家或学者。以一个系短短十三年的历史却在其师生中产生出12位院士和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可以说在全国同类系科中是不多见的。
浙江大学除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外，十三年中在史地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还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首先，史地系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即《史地杂志》和《史地研究所丛刊》。其中《史地杂志》创办于1937年5月，后因抗战西迁而暂时停刊，至1940年9月在遵义复刊；《史地研究所丛刊》创办于1942年4月，共刊行4期。仅这两个刊物就刊登了浙大史地系师生的论文79篇，而且这些论文的质量也比较高。?如谭其骧教授发表在浙大《史地杂志》第1 卷第4 期上的《播州杨保考》对杨保族源、迁徙及占据播州的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消亡过程、后裔分布等都做了考证，从而正确指出了杨氏先世为唐末泸州、叙州边徼地区“泸夷”首领，恢复了杨氏先世的本来面目。此文于1982 年初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第1 期上重新发表，引起民族史学界的重视。而1941年8月张其昀与梅光迪、钱穆、谢幼伟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该刊编辑部即设于浙江大学文学院，其每一期均有该院各教授的论著。其中1944年竺可桢在第34期上发表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科学论证了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这一结论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从而解决了一百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另外，当时浙大史地系师生发表在《科学》、《中国地理学报》、《气象杂志》、《中华杂志》、《真理杂志》、《益世报》等报刊杂志上的科研论文也不少。
其次，浙大史地系师生所出论著也很多，到1947年，仅由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的就有13部。其中1941年4月由著名史学家张荫麟编著而成的《中国史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通史著作。该书融会前人研究成果和作者平时思考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叙述，不参入考证，不引用前人成文，而且选择少数重大事件为主题，对其进行透彻叙述，除此而外的事件则只作背景概略涉及。此书不仅见解独特，而且文字优美，是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而1940年，由著名地质学家叶良辅和任美锷、涂长望编著的《地理学研究法》第一辑，则成为抗战时期师范教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同年，任美锷教授所著的《欧洲政治地理》一书，则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欧洲各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及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此书对人们正确认识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发展，满足在大学中进行欧洲政治地理教学的需要具有积极的作用。
另外，浙大西迁遵义后，史地系师生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遵义地区的历史、地理、地质、地形、气候、资源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对黔北的经济和科教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刘之远教授与史地系学生在团溪发现的锰矿对开发当地资源和支援当时抗战具有重要意义。战时重要钢铁厂所需的锰，几乎都来自于团溪的锰矿。至今，遵义生产的锰仍是供应全国市场的短线产品。而利用锰粉作原料发展成的遵义化工厂所研制的高锰酸钾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并获国家金奖，产品畅销国内外。浙大返回杭州以后，张其昀汇集和综合史地部各组导师及研究生的这些科研成果，编成《遵义新志》一书。若从方志学的角度看，这一部用科学方法编写的地方志与只重桑梓文献、偏重地方史料的旧体例明显不同，可以说，它打破了传统的地方志编辑工作方式，是我国地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
浙江大学史地系的特色是史地合系，与当时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史地分系不同。然而，这在当时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首先，张其昀把其史地结合思想实践于教育，并采取史地分组合系形式，它反映的就不仅仅是融贯史地之学风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把专与博，把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相结合、相统一的问题。张其昀在浙大文学院第十九次院务会议报告中就强调“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应该并重，纯粹研究与社会效用亦不容偏废”。1948年他在《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又指出，史地学系总方针一方面在于造就对史学与地学有志深造之人才，即进行专才教育，另一方面在于培养对现代问题具有通识之人才，即融贯史地之学风，时空结合，进行通才教育。而史地分组合系正可达到这种目标: 分组主要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 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由此即可把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统一起来。当时张其昀认为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自由主义中通才教育》一书是讨论战后教育措施的一本巨著，他借书中观点讲“中等教育中史地二科关系至为密切。历史与地理能联系学习最为有益，近代世界史之地理因素当加充分说明，欲了解20 世纪之重大问题必须有经济地理与政治地理之智识，方能明其底蕴”。正是基于当时政治形势、经济建设等需要，张其昀从史地角度强调通才教育，并付诸实践。史地分组合系就成为其实现兼顾通才与专才教育理想的一个尝试。
其次，张其昀作为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在当时主张史地合系，对促进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及历史地理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后来，张其昀在《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中讲“大学之大，就在于网罗百家，囊括大典，发生了交光互影、沾溉无穷的作用; 又从不同学术的边际上，发生了异军突起、创造发明的功效”。?而当时浙大史地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之所以能将历史学与地理学完满地结合起来，即受益于浙大史地结合的环境。谭其骧就学术出身而言应属于历史学。他本科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于私立燕京大学历史研究院。在来浙大之前主要从事历史教学工作，虽然他曾参与创办过《禹贡》杂志，兼研中国地理沿革史，但在地理学方面仍相对欠缺。谭其骧来浙大史地系后，在这种史地结合的氛围中，得以结识了大多数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弥补了自己地理学的不足。浙大史地系为他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1980 年谭其骧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唯一一位从属于自然科学的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谭其骧曾讲: “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 如果找不到舞台，哪看得到戏剧!”?这同样表达了史地结合的思想。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体现史地结合思想的浙大史地系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主要是随着地理学的方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的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更深的数理基础。而浙大史地合一，又属文学院，许多与地理有关的理科课程不能得到深入学习。所以，随着自然地理学的深入发展，属文学院的浙大史地系所存在的不足也愈来愈明显。另外，当时国内许多大学都采取历史与地理分系的形式，而且地理系一般分属理学院。因此，在浙大史地系内曾多年存在着史地分与合的问题，不少师生，尤其搞自然地理的师生多主张史地分系，但在系主任张其昀的坚持下，浙大史地系一直维持到1949年。杭州解放后，原史地系所属历史组停办，地理组改建为地理系，设立于理学院内，由叶良辅教授担任系主任。至此，浙大史地系走完了其史地合一的13年历程。
浙江大学史地系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历史，虽然已经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它在系主任张其昀主持下所实践的“史地合一”思想及取得的成果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为什么浙大史地系与同期其他大学相比，能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产出、所培养的人才能有较大的后劲? “史地合一”教育实践中所蕴含的通才教育思想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科学技术自近代以来所呈现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两大趋势，我们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考虑分化一面的多，高等教育体制安排中文理分家、理工分校、专业林立、严格分工造成了人才过分专业化，综合适应能力和持续发展潜力明显薄弱。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已经又一次向教育界提出了大力培养复合型通识人才的要求。当时浙大史地系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宝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