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
钱三强(1913～1992)
钱三强，原子核物理学家。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给以合理解释，得到物理学界公认。积极组建我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全身心投入原子能事业的建立和组织工作。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中国科学院的建设和原子能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原籍浙江湖州市)一个开明进步的诗书世家。父亲钱玄同是一位国学大师，早年留学日本，师事章太炎，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反清斗争，致力于文字、训诂和音韵学研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
1920年钱三强入孔德学校二年级就读。该校最早采用白话文、注音字母教学，提倡德智体美劳平衡发展。钱三强阅读兴趣广泛，毕业前夕曾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深受启发，萌生了“工业救国”思想，于是立志考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学电机工程。由于在孔德学校学的是法文，而南洋大学则用的全是英文教本，他便先于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以期英文水平提高后再考南洋大学。在此期间，他除了专心学习英文和其他专业课、实验课之外，经常旁听来校兼课的清华大学教授吴有训、萨本栋讲授近代物理和电磁学，还阅读过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新论》中译本，从而逐渐对原子物理学发生了兴趣。1932年他改变学工科的初衷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在清华物理系四年中，钱三强在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等良师的精心指导下，注重全面吸取知识，注重内容与方法、理论与实际、动脑与动手相结合。1935年，吴有训首次开设“实验技术”选修课，钱三强积极参加，并学会了吹制玻璃的技术。他的毕业论文是吴有训亲自指导的，内容是制作一个真空系统，试验金属钠的表面对改善真空度的作用。钱三强从年轻时候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积极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美国投降的腐败政府。
1936年大学毕业时，钱三强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去向，一是南京军工署所属的机构，一是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他根据父亲的意愿和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后者。吴有训为他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写了推荐信。钱三强到职后，进行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兼管研究所的图书室。几个月后，在严济慈的支持与鼓励下，他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公费留法考试，考取了巴黎大学的镭学名额。
1937年夏，钱三强经过一个多月的海轮航行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先期到达巴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的严济慈亲自把他介绍给了I·居里(Curie)教授。幸运的是，钱三强的博士论文被安排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同时进行，而且两个实验室的主持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I·居里和F·约里奥(Joliot)共同负责指导他的研究。钱三强没有辜负机遇和信任，他勤奋好学、诚实开朗、乐于助人的精神受到老师和同事的赞誉，工作进展迅速。1940年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同年5月，法西斯德国进攻法国，他随难民向南逃亡，一个月后法国沦陷，又被迫返回巴黎。
1941年底，钱三强赴里昂等待乘船回国。由于太平洋战事爆发，致使航线中断，他滞留里昂大学任教，指导大学生毕业论文，同时自己钻研量子力学和研究照相版对射线的感光机制。一年后，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直接帮助下，钱三强克服了工作和生活的困境，终又返回巴黎，继续受聘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的两个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研究，并指导研究生。1944年，他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1945年，受I·居里派遣赴英国布里斯托尔(Bristol)大学C.F.鲍威尔(Powell)博士的实验室短期学习最新出现的核乳胶技术，并出席9月下旬举行的英法宇宙线会议。其间，在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安排下，钱三强在伦敦会见了邓发将军。从此，钱三强对中国的命运与前途，以及自己的责任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和实验。
1946年春，钱三强同清华大学时的同学何泽慧博士在巴黎结为伉俪，并开始了共同的科学生涯。钱三强领导一个研究小组(有何泽慧和两名法国研究生参加)，利用核乳胶研究铀裂变，经过反复实验和上万次的观测，发现了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由于钱三强取得的优异成就和具有的杰出才干，于1946年获得了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7年，钱三强荣升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这是非法国学者极少能够得到的高职。他赢得了那些与他合作的法国与外国同行的尊敬和爱戴。
个人的荣誉，优越的工作条件，都没能淡化钱三强对祖国的情怀。1948年夏，他铭记老师“要为科学服务，而科学要为人民服务”的赠言，与何泽慧携刚足半岁的长女一同回国，拒绝南京国民政府的挽留，坚持到北平，接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周培源邀请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他与何泽慧积极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
1949年4月，钱三强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在布拉格和巴黎同时举行)。行前，根据钱三强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在当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由钱三强带到国外购买发展核科学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尔后，钱三强还先后随同郭沫若出席了在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和在奥斯陆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特别会议，陪同宋庆龄和郭沫若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和平大会。1952年，钱三强参加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赴朝鲜和我国东北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战的事实，为和平正义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4年，钱三强参加中国共产党。
1955年1月15日，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周密组织与安排，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钱三强、李四光等关于原子核科学工作和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决定大力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并组成陈云、聂荣臻、薄一波3人领导小组，加强对原子能工作的领导。钱三强从此以全部精力投入原子能的全面发展工作。同年4月，钱三强同刘杰、赵忠尧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前苏联政府商谈并且签订了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前苏联同意向我国出售一个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秋末，钱三强率热工实习团赴前苏联考察学习。两个原子核科学大装置均于1958年在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建成开动。1955年，钱三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国家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作的工业部(先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为副部长之一，兼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7月1日物理研究所又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同时实行二机部与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钱三强仍任所长，从而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科学院与二机部长期良好的合作。在1958年，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在原子能研究所建成，并正式移交生产。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使我国正在开展的尖端技术项目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党中央及时作出自力更生为主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钱三强积极响应，并领导原子能研究所全力转入支援原子能工业的阶段，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任务，还先后选派和推荐优秀科技专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陈能宽、胡仁宇等，到二机部有关院、所、厂负起科技领导责任。同时他和中国科学院裴丽生、秦力生和谷羽等其他领导一起，亲自率领工作组到东北、上海等地安排落实任务，广泛调动科学院的力量，在铀矿评价、采选、铀化学化工、铀同位素分离、扩散分离膜及高效炸药的研制等方面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问题得到解决，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但3天后，钱三强被派往河南省信阳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审查、批判和斗争。但是，他对真理坚信不移，对事业执著追求，从不为某些不公正对待和作法而计较个人得失。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从二机部回到中国科学院参加领导工作，先后任副秘书长、副院长，短期兼任浙江大学校长。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法和政策，并身体力行，加倍努力工作，以挽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他主持领导了恢复学部委员的活动和增选工作;先后率团访问了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比利时、荷兰、美国。他对学习外国经验，主张要结合我国的实际，不赞成机械照搬。1982年，钱三强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87年起为名誉理事)。同年，他被任命为全国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为评选国家第二次自然科学奖和我国学位制的建立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钱三强曾任第一、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一、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任全国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钱三强因健康原因辞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但他仍不遗余力地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献计献策，继续作出贡献。他兼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为我国“文化大革命”后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奠定了基础。
法国科学界和法国政府非常尊重钱三强的才干和精神。法国总统密特朗曾于1985年亲自签署文件，授予钱三强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军官勋章，以褒奖他曾经在法国取得的成就和为中法友好作出的贡献。
1986年，钱三强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第三届副主席，兼任中国科协常委会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主任，发起和主持一系列座谈会、讨论会，促进了我国软科学、交叉科学、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发展。
1991年，钱三强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在法国十年的学术成就
曾经指导钱三强博士论文的法国原子能专署高级专员、法兰西学院教授F·约里奥—居里和巴黎理学院教授I·约里奥—居里在钱三强回国前夕，于1948年4月26日共同签署了对他工作和品格的如下评语：
物理学家钱先生在我们分别领导的实验室——巴黎镭学研究所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时近十年，现将我们对他各方面的良好印象书写如下，以资佐证。
钱先生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露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异，我们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在法兰西学院，我们两人之一曾多次委托他领导多名研究人员。这项艰难的任务，他完成得很出色，从而赢得了他那些法国与外国同学们的尊敬与爱戴。
我们的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任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
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钱三强在法国十年的科研工作，主要是围绕原子核裂变进行的。
对裂变现象的证明钱三强涉足原子核科学时，正值该领域强手如林，捷报频传，特别是1938年底核裂变的发现，打开了原子能的大门，世界各国二三十个实验室的核物理学家和核化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转向对铀核裂变过程的研究。1989～1940年，约里奥—居里夫妇领导的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完成了一系列有关裂变的重要研究，钱三强就在其中从事工作。1938年，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钱三强博士论文的第一项工作，是用云室研究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由于一般云室有效灵敏时间短，工作效率低，约里奥—居里先生正在制作一个灵敏时间长的云室，他决定让钱三强参加这项工作。钱三强接受任务后，正好用上过去在清华大学上实验课时学到的技术和在北平研究院作过光谱分析的知识，还经常到巴黎近郊一家小工厂，同金工师傅进行合作。这样，用了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完成了一个新的云室，其有效灵敏时间达到0.3～0.5秒。钱三强还根据老师的要求，自己设计制作了一个可以自动卷片的照相系统。对此，约里奥—居里先生感到十分满意，同事们也给予好评。
1939年初，约里奥—居里夫人也要钱三强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设计一个新的有效时间更长的云室，作为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新的云室完成后，约里奥—居里夫人安排与钱三强合作进行一项验证裂变概念的研究。约里奥—居里夫人亲自做放射源，她用化学方法提炼了铀和钍受中子打击后半衰期为3.5小时的镧的两个放射源，钱三强则用自己制作的云室观察和测量β射线能谱，看二者是否等同。如果二者是等同的，则铀与钍用不同方式裂变，可以得到同样的裂变产物，从而证明裂变概念是正确的。约里奥—居里夫人本来设想二者的能谱是等同的，她却反复叮嘱钱三强在测量中要特别注意不等同的现象。这正是她一贯的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经过三个星期废寝忘食的紧张实验，结果从它们的β射线能谱证明用中子打击铀和钍后，所得到放射性的镧同位素是同一种同位素。于是，约里奥—居里夫人与钱三强共同发表了“在铀和钍中产生的稀土族放射同位素的放射性的比较”研究论文。这项实验成果，对当时发现不久的裂变现象的解释是有力的支持。
在约里奥—居里夫妇领导下分别进行的以上两项工作，初步显示了钱三强作为研究人员的良好的主动进取精神和动手能力。
1943～1944年，钱三强根据H.A.贝特(Bethe)的高速带电粒子穿过物质阻挡慢化的理论，用云室仔细研究了电子径迹末端的弯曲。他首先从理论和实验上确定了50000电子伏特以下的中低能电子的(真)射程与能量的关系，由此得出电子射程与能量关系的曲线。他的这一成果，既对实验工作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H.A.贝特关于带电粒子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理论。
1946年，钱三强与G.布依西爱(Bouissieres)、M.巴什莱(Bachelet)合作，用电离室与线性放大器相联接，首次测出了镤(23191Pa)的α射线的精细结构。它由射程为3.511厘米的主要部分(占80%～85%)同射程为3.23厘米(占8%～10%)与3.20厘米(占8%～10%)两个次要部分组成，并且与电子内转换得到的γ谱线符合得很好。
此外，钱三强还在以下两方面进行过研究和实验：铷分子的吸收带光谱及其离解能(1937年);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0年);射锕软γ射线的强度(1942年);用照相乳胶记录带电粒子(1943、
1946年);RaD的软γ射线和荧光L谱(1943、1945年);砹的α线射程(1945年);钍的裂变能(1947年)等。发表了研究论文多篇。
发现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铀核因俘获中子或受带电粒子或光子的轰击，激发而分裂为两个较轻的核，这就是1938年底发现的裂变现象，也称为二分裂。1939年，丹麦物理学家N.玻尔(Bohr)和美国物理学家J.A.惠勒(Wheeler)在提出裂变的液滴模型理论时曾经考虑，在核裂变时也有可能分裂成三个原子核。1941年，美国物理学家R.D.普赖深特(Present)曾根据液滴模型理论指出，铀原子核在吸收一个中子后，获得足够的激发能，从动力学上考虑，有可能分裂成三个原子核。但是，在较长时间里这一预言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得到实验证实。
1946年7月下旬，各国同行云集剑桥参加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新婚的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会上钱三强代表何泽慧宣读了“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的研究论文。两个在英国物理学家N.费瑟(Feather)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的英国青年L.L.格林(Green)和D.L.李弗西(Livesey)，在会上投射了一组用核乳胶研究裂变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记录到一个三叉形状的径迹。他们对此解释说，两个粗而短的径迹是裂变的两个碎片，另一个细而长的径迹象α粒子，但比已知的天然放射物放出的能量最强的α粒子还要强些。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对其作出进一步的说明。这张照片，引起了钱三强的兴趣，感觉到这种现象很特别。于是，他回到巴黎后，立即带领研究生R.沙士戴勒(Chastel)和L.微聂隆(Vigneron)，用依尔福德(Ilford)核乳胶作探测器进行实验(后来何泽慧也参加了该小组)。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是，法国的核乳胶工作由此得以发展和推广。约里奥—居里夫人十分支持这项实验，她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让给钱三强等作观测。工作异常艰辛，而要求又十分严格，为了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径迹，常常眼花头痛，疲劳不堪，但他们稍事休息便接着再干。最终收获十分喜人：他们从数以万计的观测中，观测到了大量的裂变径迹，其中发现相当多的三叉形径迹。根据大量实验事实，特别是有关粒子的发射方向和质量等关键性资料，钱三强和他的小组首先证实了三分裂这一新的裂变方式。他们于1946年12月9日在法国科学《通报》上正式公布了三分裂的初步研究成果，同年12月23日，又公布了首次发现的四分裂径迹照片(由何泽慧首先发现)，并附有详细测量计算数据;次年2月，钱三强等向美国《物理评论》寄送了三分裂的研究报告。文章在结论中写道：“基于动量守恒进行的精确分析证明，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描述成为裂变碎片在其起始点与乳胶所含的核(诸如H、C、N、O、Br及Ag)之间发生的碰撞，更合理的结论应该是：这些是铀分裂成三个带电碎片的裂变(三分裂变)。”
1947年春，约里奥—居里先生在巴黎举行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会议上，将钱三强小组的研究成果当众作了宣布，并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他还指出，这是国际合作的产物，我们遵循国际科学界的准则和传统，决定立即公开发表它。我们反对某些国家把基础研究列入保密范围的做法，反对独占各国都作出贡献的知识成果。
对三分裂机制给以合理解释三分裂报告发表后，在各国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首先是英国的格林和李弗西得知实验结果后，专程赶到巴黎进行实地考察，对钱三强小组的全套数据和各种细节感到信服和惊讶。他们回到英国又重复作出实验，找到了更多的三分裂径迹(没有观测到四分裂)。他们的实验结果公布于1947年3月的《自然》杂志上，但他们的研究结论，仍然坚持认为第三个碎片是“两阶段核作用”放出的α粒子。
此外，加拿大的P.德谟斯(Demers)，美国的G.法维尔(Farwell)、E.薛格雷(Segre)和C.魏甘德(Wiegand)等也都在实验中观测到了发射第三个碎片的事例，并于1946年底和1947年初先后发表了研究报告，但他们也都简单地认为第三个碎片只是α粒子。
科学探索的道路总不是一帆风顺的，突破传统观察更是不易。然而，年轻的钱三强并没有因当时外界的各种因素而动摇自己的信心和勇气，他根据详尽的实验事实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研究，寻求一系列问题的答案，特别得出能量与角分布等关系，进一步肯定了三分裂这一新的原子核裂变方式，并于1947年3月31日向法国科学院提出了“论铀的三分裂变的机制”的研究报告，对三分裂现象从实验与理论两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报告开宗明义，宣称用三分裂变来解释我们的实验结果，比用“两阶段核作用”放出α粒子来解释更令人满意。接着，钱三强在报告中阐述了以下几点：如果裂变前放出了α粒子，其方向应倾向于液滴变形的轴向;如果裂变后由某一重碎片放出，则α粒子的方向对运动中的重碎片是各向同性的，如果是三分裂变，第三个轻碎片的发射方向应与两个重碎片的发射方向主要成垂直关系，而且不一定会是α粒子，可能会有一质量谱，估计氚(31H)或氦6(62He)有可能存在，因为它们包含较多的中子。
此后，三分裂现象成为许多国家核物理学家探讨的课题。到了60年代，一种新的探测器——半导体探测器问世后，美国、前苏联、波兰等国家的7个实验室先后利用这种新的探测手段研究裂变，证实了第三个裂变碎片正如钱三强十几年前得出的结论，确有一个质量谱。它除了有约90%的α粒子以外，还发现其中确定包含有约10%的氚和氦6，以及少量氢(11H)、氘(21H)、锂、铍、硼、碳核等。至此，钱三强1947年的这一预计终于得到证实，原子核三分裂(300次裂变中约有一次是三分裂)现象彻底得到了物理学界的公认，四分裂也被证实。
以钱三强和何泽慧等的实验为开端而引起的一系列研究，使人们对于裂变的物理过程有了更好的了解，并且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组建中国原子核研究基地培养原子核科技人才
钱三强1948年回国后，一方面任教于清华大学，讲授普通物理和原子核物理，一方面在北平研究院筹建原子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他以强烈的责任感积极培养人才，自己动手创造工作条件。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于1950年成立了我国的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改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又改为原子能研究所)。从1951年起，钱三强一直担任该所所长，他和副所长王淦昌、彭桓武等一起，艰苦创业，自力更生，首先建立起一批仪器设备。同时，钱三强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还要以主要精力从事科学领导工作，而且表现出杰出的组织工作才能。经过全面筹划，他们很快提出了发展我国核科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以原子核物理研究为中心，同时进行放射化学、宇宙线、理论物理、电子学等领域的研究，并通过科研实践，有计划地培养人才，使之既能为适应我国原子能应用的需要准备条件，也为原子核科学进一步发展，在人力、物力上打好基础。
特别应提到的是，在吸引人才方面，在国务院的正确决策下，钱三强等进行了周密而有效的工作，包括尽力争取国内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来所参加或兼职工作;设法争取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及留学生归国工作;积极选拔国内优秀大学毕业生来所培训等。对所有来所工作的人员，钱三强都想方设法为其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施展才华。仅仅几年时间，一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核科学技术专家，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前苏联、东欧和国内各大学、研究单位纷纷来到所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领导的研究所人才济济，兴旺发达，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作为所长，钱三强十分可贵的是带头做到大度无私，知人善任。在工作安排和经费、仪器分配上，他总是从全局出发，尽可能先支持其他科学家的研究，对自己熟悉的领域，要求业务骨干想方设法节省经费和器材。正是他的这种对人才兼收并蓄和在领导上甘为人梯的大度风格，全所人员上下一心，通力合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理论和技术难关。我国第一个重水型核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先后建成;静电加速器、中子谱仪、零功率装置、磁镜型绝热压缩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等近50台件重要仪器设备相继建成运行。随之，原子核物理、中子物理、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钚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核聚变等研究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
钱三强一贯重视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思想品德要求，鼓励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一再告诫在核科学技术领域工作的同志，要服从国家需要，不要追逐个人名利，应该打算隐姓埋名，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工作下去。正是在像他那样的一代老科学家的带领和影响下，我国一大批科技工作者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青春和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原子能事业，在鲜为人知的艰苦条件下不声不响地奋斗了几十年。以钱三强为首组建和发展起来的我国第一个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在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在全国逐渐派生出一系列核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出一大批日后成为核工业战线科研与生产主力军的优秀人才。据统计，在该所工作过的科学家中，以突出成就和重大贡献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就有30位之多。
重视理论储备增强发展后劲
钱三强作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自始至终十分重视理论研究工作。近代物理所创建初期，全所仅有5个研究组，其中就设有理论物理组，在彭桓武、朱洪元领导下，开展关于原子核物理理论以及粒子物理理论的研究。同时开始注意反应堆、同位素分离、受控热核反应等应用性理论问题，成长了一批理论研究骨干。1960年，钱三强根据日后发展需要并得到二机部党组的同意和积极支持，在所内适时地组织黄祖洽、于敏等一批理论物理学家，开始对热核反应机理进行探索性研究，探讨了不少关键性概念和机制，为氢弹研制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后来，原子能研究所这支力量的主要部分与核武器研究机构进行合并，更使理论工作大大加强，进展迅速。一批理论物理学家的出色工作和钱三强等这种有预见性的安排，对我国后来原子能事业的顺利发展，特别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阶段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粒子物理理论工作者，在学习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粒子也是可分的哲学思想指引下，曾经集合起来从事基本粒子结构问题的研究。在1965～1966年，他们提出了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以研究粒子的动态性质。层子模型是层子动力学基本理论建立前的一个较好的强子结构模型理论。它成功地说明当时粒子物理实验数据的一些主要方面;通过强子内部结构的波函数，将电磁相互作用过程和弱相互作用过程联系起来;通过层子所参与的相互作用，将介子和中子的性质联系起来。钱三强曾积极支持和促进了这一工作。本来这一工作称强子的结构模型，他认为不如将这一名称改为层子模型，将更能确切地反映出层子这一层也只是人类认识的某个里程碑的思想。层子模型的主要思想，曾受到国际理论物理学界重视，已得到这一领域工作者的普遍承认。
钱三强是发展我国高能物理和开展国际高能物理合作的最早组织者之一。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为建造高能加速器，积极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美国几个著名的高能物理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并先后亲自率领代表团前往考察，根据国情提出建议，为我国发展高能物理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等几大高能物理和核物理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从立项、论证到方案审定、人员安排等方面，都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关键性的工作。
钱三强在主持中国物理学会和负责中国科学院学术领导工作期间，先后多次组织并主持全国理论物理、天体物理讨论会，特别是1980年1月，由他和周培源主持的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杨振宁、李政道等50位各国华裔学者应邀参加)，对我国这一学科的发展、提高和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为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和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成立时，钱三强曾主持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工作，并首先着手对全国研究机构进行调研和调整。仅1950年，曾先后召集专门学科会议48次，与各方面科学家共同协商拟定调整研究工作方案;同时，积极组织调查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和全国科技力量及其分布情况，先后调查了全国57所高等学校和政府产业部门所属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并提出调查结果;还对全国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进行了两次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科研机构调整、聘请知名学者为中国科学院科学顾问和争取国外学者回国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为确定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和全院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有人比喻说，以上这些工作是为中国科学院“制礼作乐”，而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的制礼作乐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1953年3月，根据国家发展科学的统一部署，钱三强率领由26名各方面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对苏联近百个各种类型的研究机构、10余所大学，还有厂矿、农庄、博物馆等，进行了广泛、深入、全面的考察了解和学习，历时三个月。代表团回国后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在北京、上海、南京、沈阳等地向科学界作出了访问报告。访苏代表团对中国科学院以后几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
此后，钱三强长期参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为全院工作的决策，特别是组织和调动院内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发展，加强学术领导，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恢复学部活动和增选学部委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为人民服务
1.约里奥—居里在钱三强离开巴黎回国前夕，曾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为人民服务”。几十年中，钱三强时刻铭记并努力实践着恩师的谆谆教诲。50年代初，他随同郭沫若、宋庆龄多次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民正义事业积极工作。当战火在朝鲜燃烧，帝国主义利用生物学武器发动细菌战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同国际科学调查团一起，深入到战区进行实地考察，在取得充分证据后，协同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向全世界进行揭露，给残暴的战争罪行以有力的声讨。他作为一个核物理学家，长期从事原子核裂变的研究，但当世界处于核武器严重威胁之下，某些好战国家大肆利用核能研究成果制造杀人武器，对无辜人民推行核讹诈时，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使用核武器的最前列，积极响应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号召，参加了签名运动，同时，他还在世界和平青年大会(北京)上发表演讲，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文章，大声疾呼：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行动起来，制止核战争。与此同时，钱三强以强烈的责任感，为新中国核能事业的起步和发展，精心组织，发奋工作，以实际行动挫败核垄断和核讹诈政策，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
钱三强一贯主张科学工作者要扎根于祖国的土壤，关心国家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提倡科学工作者要学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重视软科学、交叉科学、管理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他曾预言，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将是交叉科学的新时代。他主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会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工作后，身体力行，大力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交叉发展。他曾经倡议并主持“科学与文化论坛”一系列专题讨论会，分别与文学艺术界、哲学界、社会科学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等有影响的学者联合，就“科学与文化”、“科学与教育”、“农村文化建设”、“粮食与社会问题”，以及“科学·民主·现代化”等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探讨，提出政策建议，产生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
钱三强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青年工作者。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和普及科学知识，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不遗余力地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钱三强的名字以及卓越贡献和影响，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作者：黄胜年,葛能全
简历
1913年10月16日 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原籍浙江湖州市)。
1936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助理员。
1937～1948年 在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研究。
1940年 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44～1947年 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1948～1952年 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1952年 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1955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0～1978年 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物理研究所所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1956～1978年 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78～1984年 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任浙江大学校长。
1980年 当选为中国核学会荣誉理事长。
1982年 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87年起为名誉理事)。
1984年 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
1986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科协常委会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主任。
1991年 被授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1992年6月28日 在北京逝世。
主要论著
1 Ny Tsi Ze，Tsien San Tsiang. Band spectra and energy of the rubidium molecule.Phys.Rev.，1937 (2)：91～96
2 Curie I，Tsien San Tsiang. Comparaison du rayonnement des isotopes radioactifs des terres rares formes dans l'uranium et le thorium. journ. de Phys. ，1939 (10) ：495～496.
3 Tsien San Tsiang. Intensite des rayons γ mous du radioactinium. Journ. de Phys. ，1942 (3)：1～7
4 Tsien San Tsiang.Intensite des rayonnement γ du radium D.C.R.，1944(218)：503～505
5 Tsien San Tsiang，Lecoin M，Perey Melle M.surle rayonnement γ de l'actimium K.C. R. 1943(217)：146～148; Cahiers de Phys.，1944(26)：10～23
6 Tsien San Tsiang. Relation entre le parcours de l'energie des electrons de vitesses moyennes et faibles. Annales de Phys.，1944(19)：327～334
7 Tsien San Tsiang，Frilley M. Le spectre L de fluorescence du radium D. C. R. ，1945(220)： 144～146
8 Tsien San Tsiang，Marty C. Sur les photoelectrons des rayons γ du radium D. C.R.，1945(220)：688～690
9 Curie I，Tsien San Tsiang. Parcours des rayons α de l'ionium. Journ. de Phys.，1945(6)：162～163
10 Tsien San Tsiang，Bachelet M，Bouissiere G. parcourset structure fine des rayons αdu protactinium. Phys. Pev.，1946(69)：39; Journ. de Phys. ，1946 (7)：167～170
11 Tsien San Tsiang，Ho Zah Wei，Vigneron L，Chastel R. Preuve experimentale de la quadripartition de l'uranium. C. R. ，1946(223) ：1119～1121
12 Tsien San Tsiang，Ho Zah Wei，Chastel R，Vigneron L. Energies et fréquences des phènoménes de tripartition et quadripartition de l'uranium： C.R.，1947(224)：272～273
13 Tsien San Tsiang，Ho Zah Wei，Faraggi H. Sur l'energie de fission du thorium. C.R.，1947(225)：825～826
14 Tsien San Tsiang.Sur le mecanisme de la tripartition de l'uranium. C. R.，1947(224)：1056～1058
15 Tsien San Tsiang，Ho Zah Wei，Chastel R，Vigneron L. Nouveaux modes de fission de l'uranium：Tripartition et quadripartition.Journ.de Phys.，1947 (8)：165～178;200～211
16 Tsien San Tsiang，Marty C，Dreyfus B. Sur l'estimation rapide des énergies d'elec trons de vitesses moyennes et faibles. Journ. de Phys. ，1947 (8)：269～275
17 钱三强.科坛漫话.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
18 钱三强.重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19 钱三强.科普著作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编;沈克琦,戴念祖 主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 物理学卷 二.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第79-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