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

胡乔木(1912-1992)
胡乔木，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1912年6月1日出生于盐城县鞍湖乡张本村(今属盐都区龙冈镇)，时值辛亥革命之期，其父胡启东先生寄希望于后代，故据“革故鼎新”之成语，为之取名“鼎新”。胡乔木去延安后才改名“乔木”。
胡启东先生是盐城有名的社会贤达，曾任四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因拒绝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总统，愤然弃职还乡，潜心办教育，修水利，编修《盐城县志》。他的道德文章和爱国风范为人们所敬佩。乔木自幼秉受父亲的训教，学习勤奋，博览群书，正直谦逊，向往进步。
1924年，12岁的乔木考入扬州省立八中(即扬州中学)，才华渐露。初二时，他的作文成绩闻名全校，经常被选作范文传阅，并获嘉奖，获得“神童”之美誉。1930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先读物理系，后改读历史系，同时他还经常旁听其他系的课程。在清华，他与共产党人有了密切的接触，1930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与领导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被校方发觉，被迫中断学业，由父亲接回盐城。在家一年中，他读了很多书，家中的《二十四史》和他父亲的诗集、文集以及其他藏书也差不多都读完了。在盐城期问，他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秋，由当时中共盐阜特委书记嵇银根介绍入党，并从事宣传组织活动，主编《海霞》等进步文艺刊物。
1933年下半年因中共盐阜特委有人叛变，胡乔木逃到上海。他本来想回清华，给朱自清先生寄去一封快信。朱先生回信，要胡乔木另觅他校。随信寄来他设法搞到的一张转学证书。胡乔木知道，清华肯定是回不去了。即同王翰商量去向问题。两人分析，南京、上海不安全，还是离开江苏，到杭州去吧。此时，正值暑期，报纸上登满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大学的招生广告。于是，胡乔木决定报考浙江大学。7月21日至24日，胡乔木参加了浙江大学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举行的入学考试，被正式录取为该校文理学院外国语文系英文专业二年级的插班生。因该年级将于民国二十五年毕业，通称二五级。1933年9月，胡乔木到了杭州。
胡乔木进浙大时，文理学院设在杭州城内刀茅巷。文科只有两个系：外文系和教育系。外文系仅有英文专业，二年级几乎开不成班。大一的时候，外文系二五级有七名学生，到大二时走了六个：两个转到清华，一个转到燕京，一个休学，还有两个不知去向，只剩下一个女生，名叫王作民。1933年9月新学年开始，从教育系转来施庆绩，加上新来的插班生胡鼎新，才有三名学生。外文系的必修课，都是“先生讲，三生听”。
但外文系的先生，如孙大雨教授、陈逵教授，水平是很高的。孙大雨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力求体现原作诗剧的风格，自成一家。他对英国十四行诗的研究和翻译，对胡乔木日后的诗作也有影响。孙大雨在课堂上还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比较，说我宁可赞成共产主义。课后，他还邀胡乔木、王作民、施庆绩三位同学到家中茗叙。一次孙大雨夫妇在西湖散步，被校长郭任远碰上。郭板起面孔责备孙：不是假日怎么来逛西湖！孙毫不示弱，同郭吵了一场。后来，孙被郭赶走。陈逵接替孙大雨讲授英国文学。陈逵在美国学成归国。他思想进步，曾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过从。课内课外，陈逵经常联系现实，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对学生的进步活动也很支持。
青年胡乔木充满求知的渴望和广泛的兴趣。他选修了第二外语——德语， 还选修了教育系的课程心理学。心理学教授讲催眠术，胡乔木认为近似“江湖骗术”，自愿到讲台上去做试验品，证明所谓催眠术一点也不灵验。不过，他对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深信不疑。多少年以后，在1959年4月间北师大召开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针对1958年对心理学批判过头的情况，胡乔木指出，假如没有共同的心理规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就不能存在了。承认人有共同的心理规律，对马克思主义有利。辩证唯物主义要肯定人类有共同的心理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也承认人有共同的心理。并指出，研究心理学是有意义的，它对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缺少的。 “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心理学教学与研究，也得到胡乔木的鼎力支持。
在攻读各门课程和从事社会活动之余，胡乔木还抽空写作和翻译。他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以下简称《浙大校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文，还翻译了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篇。胡乔木在《浙大校刊》上发表的作品色彩比较温和，在平淡平和中透露出对时世与人生的关切。他的七律《无题》 ，抒写对美妙情景的追求与疑虑之间的矛盾心情，表露出不肯消极作罢的人生态度。可以看出是有意追随李商隐的诗风。他的五言歌行《甲戌中秋作》 ，则大有杜诗的意趣。诗篇写一位饱经沧桑之人在中秋月夜的感慨。从主人公眼前亲身触摸中秋奇丽月色的“六境忽若离”的感受，引起对童稚时日“剃发拟沙弥”对月扣问情景的回忆，然后铺叙年岁推移、历经世事以后的迷茫和悲怆。想像丰富，壮怀激烈，颇为感人。诗篇的主人公从“慈母怀故雏，贫夫恸新妻”的感情波澜中，从“潦旱亦已烈，未如将军威”的天灾人祸中，听到了人间的悲哭——“顾闻泣声悲”，看到了“北国山河黯，南中猿鹤希”的现实危机，并指出症结所在是：“将军威且驯，雠亲亲四夷”，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胡乔木用中国古典诗歌五、七言和长短句等多种形式，翻译了英国诗人、法国象征派文学运动的支持者西蒙士的五首小诗，皆为清新哀怨之作。在《西蒙士诗抄》“译后附志”中，胡乔木谦虚地表示：译诗“于‘信’‘达’‘雅’三者皆有未尽”，并特别说明：“《渔孀》一篇，意境高远，最为译者所爱；云‘所期’者，盖象征人生某种失而不可复得之憧憬也。” 可见胡乔木当年的审美情趣。
胡乔木在同学中最有影响的文章，是1934年秋为哀悼同级化学系同学陈先花因急病亡故而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用纯粹的白话写的悼文，发表在《浙大校刊》上；一篇是用地道的文言写的祭文，也在《浙大校刊》上发表，并在陈先花追悼会上代表文理学院二五级级会诵读。这两篇文章显示了胡乔木对同学的关心，他那丰富的感情，深刻的思想和博古通今、纯熟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令级友们无比钦佩。一位老同学回忆当年情景时写道：“我们同级女生不到十人，平日亲如姐妹，心里都十分难受。没过几天就在《浙大校刊》上见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哀陈先花女士》，作者署名‘胡鼎新’。我级女生读后都感慨地说：‘瞧瞧人家能写出那么深刻动人的悼文，而我们却只知道哭。’”
胡乔木能诗善文，才华横溢，但又俭朴、稳重。他一向剃一个平顶头，经常穿一件蓝布长衫，全无一般江浙才子那种自我得意的神情。高年级的女生给他起了个外号：“蓝蓝的和尚头”，遭到二五级女生抵制，没有叫开。平心而论，这外号倒也道出了胡乔木大学时代卓尔不凡的精神风貌。
胡乔木在《浙大校刊》上发表的革命倾向最鲜明的作品，是玛志尼讲演的译文：《勖少年意大利人》。 玛志尼（1805－1872）是意大利民族运动三杰之一。1831年流亡法国马赛后发起少年爱国运动，创立革命组织“少年意大利”，旨在把意大利各小邦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独立的共和国。1833年主编《少年意大利》杂志，并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死刑。1840年重建“少年意大利”运动。此后，海军军官班迪拉兄弟成为玛志尼的信徒，拥护意大利独立运动。1844年因起义计划暴露而失败，兄弟二人同时牺牲。1910年代末期至1920年代初期，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张闻天均为该会成员），出版《少年中国》杂志，发动“少年中国”运动，同受玛志尼发动的“少年意大利”运动影响有关。胡乔木在民族危亡之际，翻译介绍玛志尼的这篇讲演，用意十分明显，是宣传反抗侵略，鼓舞爱国热情。他在译文前面写了一段小引，谓：“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是欧洲近世史上最有意义的教训。对于今日的中国人，它们的意义尤为重大可贵。玛志尼是著名的意大利民族运动三杰之一。这篇演说，是1848年7月25日，他在米兰的班迪拉兄弟殉难纪念会上的讲辞，真可说得是一字一泪。现在从英文转译出来，作为民国二十四年的元旦礼物，希望大家都能够欣然接受！”
胡乔木从上海到杭州时，浙大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左翼成员。上海的王翰他们没办法让胡乔木带组织关系，胡乔木只好单身一人开展革命活动。到浙大以后，他就感受到学校的求是精神和学生中要求革命和进步的氛围。通过观察和交谈，他发现了一些同情革命、倾向进步的同学，同他们经常谈心，交流思想。
转入浙大不多久，胡乔木同孙修爵等一两个朋友一起办了一个墙报。 色彩比较温和，没有什么激进的言辞，只是在上面贴了一张苏联青年农民扛着锄头的照片，题名“青春和热情”，露出一点倾向。这张照片是从上海出的英文版《中国论坛》上剪下来的。墙报的名字叫做“沙泉”，也颇有寓意和亮色。
校长郭任远的嗅觉很灵，看到墙报上的照片，亲自动手，把它取下来。当天晚上就把胡乔木找去问话：你这张照片是哪里来的？胡乔木说：上海一个朋友知道我喜欢画片寄给我的。郭任远板起面孔说道：你知不知道，《中国论坛》是非法刊物，已经被捣毁了！紧接着，在星期一的纪念周会上，郭任远讲话，公开批评一个学生办墙报《沙泉》的事，并宣布禁令：今后学生一律不准出墙报！ 就这样，胡乔木办的墙报被禁。
胡乔木很关心同学的课外活动和课外阅读。一次，同级的女生为校学生会组织的晚会准备一个节目——当时流行的男女声表演唱《桃花江》，正在宿舍里排练。胡乔木找到组织者，坚决反对演这个低级趣味的节目。说浙大是堂堂学府，怎么能唱这样的唱词！听了他的劝告，这节目的排练就停了下来。
一位女同学手里拿着一本英文版的小说《Lady Chatterys Lover》（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位教授借给她的。胡乔木看到了，说：这教授怎么让你看这书！还有一次见这位女同学拿着林语堂编的小品文杂志《人间世》，胡乔木又说：读它浪费时间，没意思。 能作这样的一言以蔽之的评论，说明这书和杂志，胡乔木是读过的。
在胡乔木看来，青年学生当时最迫切需要读的是进步的、革命的书籍。于是胡乔木就致力于组织读书会。这是当年地下党团结进步青年、组织革命活动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参加读书会的，有浙大的李震同、徐彭龄、陈怀白、戎涓之和之江大学的华寿俊等五六人。
陈怀白比胡乔木低一级，是陈逵教授介绍给他的。胡乔木有意同她接近，借《争自由的波浪》、《妇女与社会》等书给她看，对她进行启蒙教育。一天，胡乔木找陈怀白散步，问她：你喜欢谁的诗？陈说：李白的诗。乔木就分析李白思想的时代背景，说：现代青年不应该学李白那样的生活方式。陈怀白问：陆放翁的诗好吧！乔木回答：也不能像陆放翁那样。胡乔木的解释使陈怀白心悦诚服。陈怀白在胡乔木的引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读书会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著作。每两周在之江大学外、钱塘江边的六和塔下秘密开一次会。会议开始，一般都先谈一下国内国际形势；然后交流读书心得体会，展开讨论；最后商量学校的活动。读书会活动了两三次。
读书会阅读的有些秘密书刊，是王翰从上海寄过来的。有时也让人到上海去取。王作民去上海时胡乔木就曾经介绍她去见王翰，为胡乔木带回关于革命书籍，还有夏衍的工作意见。行程秘密还颇有几分风险。她在回忆录中记述过其中的一次：
胡鼎新见我去上海，就要我为他运一些书籍到杭州，……书装在一只杭式竹编网篮里带回杭州。在火车上我巧遇陈逵老师。火车上查票的来了，只见陈逵向查票人补了两张多坐一站到末站艮山门下车的票。他知道我带的是些什么书；他说在艮山门下车可避开检查行李。那次返城，候长途汽车二、三小时之久，乔木和我都十分感谢陈老师的关怀和爱护。要不是1934年深秋，一场突如其来的浙大学潮使他和我都被迫离校，乔木那读书会肯定会播下一片火种的。
这场突如其来的浙大学潮，就是驱除校长郭任远的“驱郭”运动。郭任远是接替程天放于1933年4月从复旦大学调来的校长。他是有名的心理学家，主张后天的教育与环境造就人，所以管理特别严格。同时他又是国民党CC系，忠实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学生中盛传：他写了一本书，论述“马克思主义是非科学的”，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当上浙大校长。此人眼镜夹在鼻梁上，一副“高等华人”模样。老生中有人背后直接叫他“法西斯”。
郭任远一到浙大，就推行他的“隔离政策”：把大一新生同老生隔离，对新生实行军事管理。胡乔木和他的同学们也直接感受到郭任远那法西斯统治的严酷。先是禁办墙报《沙泉》，接着赶走教授孙大雨，后来竟毫无根据地当面指责胡乔木撒秘密传单。郭任远威胁胡乔木说：我是自由主义者，不在乎这些，但特务要抓你，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开学校。
胡乔木和同学们对校长郭任远早已怨愤满腔了。堆积的干柴上只要溅上一点火花，就会燃起烈火。一件偶发的小事，在浙大校园里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
事情起因是：物理系和数学系两位大四学生见专为教师新开辟的网球场空着，就进去打球。正打着，来了两个拿着球拍的教师，一是讲师，一是教授。两位学生马上让出球场，却未能平息两位先生的怒气。责备学生而引起口角。这两位先生都是郭任远的亲信，当即向郭“告状”。郭任远二话不说，马上张榜开除这两位行将毕业的学生。
面对郭任远这一毫无道理的专横决定，学生们群情激愤，立即发起一场签名运动，要求紧急召开学生自治会全体会员大会，讨论抗议行动。在征集签名达到法定人数后，学生会主席召集了全体大会。会上发言踊跃，胡乔木的发言特别有说服力，赢得阵阵掌声。大会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通过“吁请校长收回开除成命”的决议。主席提议，趁此召开全体大会之机，增选两名学生自治委员会委员，以应付这“非常”事态。大家同意，并当场推选胡乔木和在征集签名时表现突出的王作民为委员。
郭任远同学生们见面，态度十分强硬，坚拒“收回成命”。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学生们乃决定举行总罢课，成立了一个罢课委员会，还组织了一个“浙大驱郭委员会”。大家推举胡乔木为这两个组织的委员。胡乔木成为在这一场罢课、驱郭学潮中冲锋陷阵的闯将。
郭任远是有势力、有手腕的。他有亲信为他奔走，更有当地的报纸替他鼓噪，而自己则缩在家里，窥测动向，密谋对策。学生会中有的委员被当局收买，一些胆小怕事的委员借故请假回家，以躲开这个是非之地。而胡乔木则坚定地担负起领导这场学潮的责任。
这时，杭州的《东南日报》发表消息：郭任远向教育部递交辞呈，辞去浙大校长职务。胡乔木建议召开一个“热烈欢送郭任远大会”。王作民还到商店去定制了一个送郭滚蛋的银盾。好几个同学在“欢送大会”上讲话。胡乔木的讲话特别精彩。他用反话讽刺郭任远，说：我们的郭校长啊，真是关心我们学生啊！支持我们出版墙报，支持我们开展体育活动，对我们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啊！如今他即将离开浙大，我们是多么恋恋不舍啊！胡乔木的讲话不断引起哄堂大笑，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会后，学生们一起涌到郭任远寓所去送银盾，要他下台。胡乔木、王作民他们还缺乏斗争经验，他们不知道辞职是郭任远玩弄的政治把戏。任学生们怎么翻腾，他不动声色。接着而来的是浙大教职员的“务恳大部竭力挽留”和教育部暨部长对郭任远的“连电慰留”。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还说什么“该校学生违反校纪如此，实堪痛惜！盼兄勿再言辞，继续负责整顿”。
郭任远同教育部沆瀣一气，“辞职”的把戏继续演下去：“再辞职——再慰留”，然后是“三辞——三留”……拖着拖着，学生就要大考、放寒假了。这时，王世杰面谕郭任远：“即日回校视事。”郭即致电王称：“任远遵于支日（11月4日）返杭，准歌日（11月5日）到校视事。”44月5日（星期一）举行纪念周时，郭即出席训话。同时贴出布告：“本校长遵于即日起，正式到校办公。”12月1日，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浙江大学郭校长任远先生”，给郭撑腰。蒋令郭：“凡不敬长上不守纪律者必须严加取缔，勿稍姑息。”这时，报上登出消息：因南京教育部坚留，郭校长返校视事。
郭任远重掌学校大权，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加紧统制。首先采取的一个措施是，把“驱郭”运动的中坚胡乔木、王作民开除出校。不过，他没有采取公开出布告的方式，而是狡猾地采用个别通知的办法。放寒假前，胡乔木、王作民都接到校长办公室的一纸通知：“着该生毋庸来校注册。”
在发除名通知的时候，浙大教务长，政治学、经济学两门课程的教授费巩找胡乔木谈过一次话。他对胡乔木说：“郭校长决定叫你退学。我是不赞成的。但校长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现在我给你开一张浙大的肄业证书，这样你可以转到别的学校去读书。”
胡乔木不想离开杭州，经过组织秘密读书会等活动，他在这里已经有了工作基础。这年寒假，他到家在昆山的大四同学李震同家中度过。寒假中，胡乔木带着浙大的肄业证书到上海考了杭州的之江大学，被录取了。
1935年春节过后新学期将开始时，胡乔木回到杭州。他在预先约定的那天晚上到之江大学去找华寿俊。华寿俊是胡乔木在扬州中学的老同学，秘密读书会成员。胡乔木到之江大学未见到华寿俊，另有一位同学在宿舍里等他。那位同学对胡乔木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华寿俊另约了一个地方在等你。他将告诉你发生的一切。
胡乔木在约定的地点见到了华寿俊。原来华寿俊前不久被特务绑架了。原因是华寿俊有个堂弟叫华寿考，是浙江省某厅的职员，杭州世界语学会负责人。有人告密，特务去抓华寿考，搞岔了，绑架了华寿俊。他们将错就错，审问华寿俊：胡鼎新到哪里去了？你们读书会还有哪些人？问不出什么来，也就放了。华寿俊对胡乔木讲完发生的这一切，即催胡乔木快走。他把胡乔木迳直送上了回上海的夜车。
胡乔木就这样逃离了杭州。但他仍然关心着杭州的同志和这里的斗争。胡乔木曾托之江大学学生丁务朴带信给陈怀白，让陈与丁建立联系。胡乔木本人也在1935年暑假前亲自到杭州，在虎跑同陈怀白、戎涓之、丁务朴等人会面。胡乔木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入华北，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发动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爆发，胡乔木立即委托复旦大学历史系女生程天赋（社联盟员）带了他写的信到浙大找陈怀白。程天赋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到杭州串联的学生。她和陈怀白以及浙大学生会的施尔宜（即施平）、杨国华、江希明等组织发动了杭州12月11日的示威游行。12月20日浙大学生又为声援北平“一二·一六”运动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决定21日全体学生赴南京请愿。20日当晚，杭州警备司令率军警、特务包围并冲进浙大，逮捕学生12人。陈怀白和施尔宜、杨国华、江希明等带领同学们连夜前往火车站，站满轨道，在寒风中高呼“爱国自由”、“立即抗日”等口号，坚持斗争。至21日下午3时，当局被迫接受条件，全部被捕学生获释。
陈怀白等回到学校，见郭任远贴出开除学生会正副主席施尔宜、杨国华的布告，于是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议决举行全校大罢课，再次开展“驱郭”斗争。陈怀白写信向时在上海的胡乔木汇报。胡乔木即秘密到杭州，指导浙大学生运动。
这次罢课斗争组织比较严密，学生们逐个签名盖章，表示不赶走郭任远誓不罢休。罢课斗争持续了三十多天。蒋介石于1936年1月22日亲临浙大，进行威胁，学生们不为所屈。1月28日、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又相继发出“训令”，严令复课，学生们毫不动摇，“驱郭”运动仍坚持下去。行政院被迫于第257次例会上决定免去郭任远浙江大学校长职务。郭只得离开浙大，去美国游历。
这次“驱郭”斗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对此，随后任浙大校长的著名气象天文学家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
在上海，胡乔木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并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和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工作，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是党在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在上海期问，他为《路灯》、《时代评论》、《知识》、《学生呼声》等刊物撰写过许多文章。在革命活动之余，他还见缝插针地写了一些如《向别字说回来》、《全国拉丁化汇通方案》、《八月的乡村》等文字学和文学方面的文章。
1937年7月，胡乔木奉党组织的命令奔赴延安。抗战初期，他先后在中央宣传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向奔赴延安的大批进步青年和边区青年进行革命教育。在此期间，他为青训班和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写过班歌和校歌。1938年7月，他与青训班女生指导员李桂英(后改名谷羽)结婚。从1941年2月起，他担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尽管后来他担任过许多职务，但这个职务一直继续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这是胡乔木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工作学习，无论在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效法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足极好的机会。由于胡乔木有较长时问的革命斗争经历，同时又具有深厚广博的中西文化知识基础，清晰的理论思维和畅达的文字表达能力，很快成了毛泽东得心应手的助手。在延安期间，他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写了大量的新闻、社论和评论文章；协助毛泽东编辑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历史文献。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参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文艺座谈会上，他将毛泽东的两次即席讲话认真记录，整理成文，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十分满意，亲自修改，公开发表，并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他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并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他参加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为决议的最后形成作出重要贡献。1945年8月，他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去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接着他又去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参加土改。1947年4月，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历经艰险。1948年4月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后，毛泽东委以重任，要他主持新华社工作，既当总编又当社长，接着又任巾宣部副部长。1948年2月，主要由他起草的《巾共巾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为《解放日报》、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大量的社论、评论和新闻。他撰写的《驳蒋介石》、《无可奈何的供状》等重要社论，在党的宣传斗争中成为犀利的投枪，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胡乔木作了关于新闻工作的发言。对此，毛泽东十分高兴地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
党中央进驻北平后，他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并出席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许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主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任职。1950年到1954年，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在1951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新中国第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简明党史。他先后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编辑工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付出大量心血。他参加起草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撰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在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深刻阐明党中央的主张，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撰写过许多重要社论和新闻，为新闻出版队伍的建设作出了很大努力。他也是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者，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对于推动上述工作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错误，胡乔木是党内较早觉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错误的负责同志之一。1959年7月，他主持草拟的庐山会议议定纪要，是一份力图纠正“左”倾错误的文件。1961年他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搞农村调查，调查后起草了《农业六十条》，后来割“三分供给”尾巴，取消公共食堂，胡乔木从中都起了作用。庐山会议转向反右倾斗争，是胡乔木始所未料的。他身心交瘁，种下了极度精神疲劳的病根，加之长期的劳累，从1961年下半年起，胡乔木长期离职疗养，直至“文化人革命”开始。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他不断被揪斗，家也被从中南海赶了出来。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加之毛泽东又特意来到他家看望，这才使他从厄运中解脱出来。在逆境中，他仍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反思。1975年，他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积极投入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中，主持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等重要文件，为坚持贯彻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在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同时，全力支持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方针，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拨乱反正、重新确定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了坚决而有成效的斗争。他在1978年10月国务院务虚会议上发表的《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讲话，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初步的理论论证。他列席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负责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为实现历史性转变作出积极贡献。在这次全会上，他被重新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任中央副秘书长。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继续负责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对理论工作的指导。1980年至1981年，他在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接着又负责起草了党的十二大的重要文件。在这些重要文件的起草过程中，胡乔木日夜操劳，殚精竭虑，为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创立和制定党在现阶段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他对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提出的一些建议，得到中央的采纳。党的十三大以后，他退居二线，仍积极关心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的实施，关心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坚决拥护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积极支持党中央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邓小平曾赞赏地称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
胡乔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党史研究和档案管理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历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他领导《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的修订工作，亲自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新编本。他还协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等著作。他不顾体弱多病，编辑出版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多种著作。在纪念建党七十周年时，他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他一生最后一篇力作。他还提议撰写和参与审定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并在病床上为该书写了题记。
胡乔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首任院长，又先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他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尊重老科学家、知名学者，关心中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他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在社会科学界、宣传文化界受到普遍的推崇。他被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视为良师益友，思想宣传战线的许多骨干人才都受到他的亲切培养和熏陶。
胡乔木历来关心文艺工作，他大力倡导文艺应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鼓励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繁荣文艺创作。他在1981年8月发表的《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对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胡乔木是中共第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三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胡乔木义集》和诗选。
胡乔木毕生忘我工作，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年轻时他就患有严重胃病，1951年，他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60年代后，他一直患有严重的神经疲劳症；1990年9月，他被确诊为癌症；1992年9月23日逝世，终年81岁。遗体于10月4日火化。按照生前遗愿，10月26日将骨灰撒在延安地区。
胡乔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一生。他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的思想宣传事业，奉献给了党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和编纂工作，他无愧于“党内第一支笔”的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