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桂芳

徐桂芳(1912.9-2010.4)
　　浙江温州市区人，出生于书香门第，殷实人家。父亲徐仲英，是清朝的贡生。12岁起他在旧温属联立商科学校(今温州二中前身)读初中，后到上海大厦大学附中读高中。1933年，18岁的徐桂芳同时报考了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但他把专业方向搞错了。当年浙江大学有苏步青、陈建功等数学名家掌教，强项是数学系，而交通大学的强项是土木工程系。可徐桂芳填报的却是浙大土木工程系和交大数学系。结果他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了。上哪所学校呢？徐桂芳向一位在交大读书的老乡讨教，老乡告诉他，交大的毕业生就业没有后顾之忧，毕业后自己能找到理想的岗位固然好，自己找不到，也可由铁路部分配到各路局。于是徐桂芳选择了交大数学系。
　　由于数学系并非交大的强项，一般人不愿意报考。徐桂芳系里同级的只有两个人，而那位同学不久就因故退学了，只剩下了徐桂芳一个人。他在回忆文章中说；“由于就我一个人，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上课。”
　　徐桂芳交大毕业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上海、南京沦陷，国民党南京政府迁往陪都重庆，教育部和铁道部随之内迁。上海交大也迁往重庆。这时，徐桂芳等留在上海法租界的交大毕业生，连规范的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只有一张英文的毕业证书。“文革”期间，他的这张英文文凭也被烧掉了。
　　徐桂芳高中毕业时就已结婚，夫人陈素云。他们先后养了七个子女。读大学时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由于家口多，生活负担重，徐桂芳交大毕业回到温州后，先是到茶山一户人家当了一个多月的家庭教师，后又与蔡孔耀、叶献文等人在温州七星殿办起了“浙南学园”，每月拿30元的工资。
　　1939年，徐桂芳经人介绍到丽水的英士大学任教。为了一家生计，他还同时在处州中学(今丽水中学前身)和碧湖杭高(迁到丽水碧湖的杭州高中)两所中学兼课。1942年，日军占领丽水，英士大学迁往云和、泰顺，他又经人介绍到龙泉的浙江大学分校任教。1944年暑假，温州第三次沦陷，他只得逃难到仙岩。经人介绍，他在迁往泰顺的北洋工学院、温州师范学校、温州中学三所学校同时兼课。而这三所学校几乎是等距离三角形，都相距10公里左右。那段时间，徐先生就这么翻山越岭徒步来回往返于三地。其时，谷超豪正在温州中学就读，徐先生因此与他有过一段师生之谊。日后谷超豪曾多次提起。
　　抗战胜利后，重庆交大迁回上海，经人推荐，徐桂芳于1946年如愿以偿地回到母校任教。从此，他结束了漂泊不定的教学生涯，开始了正常的高校数学教学与科研的工作。
　　徐桂芳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教职，他精心编写教案和教材，认真上好每一堂课。他的学生回忆时曾这样称赞他：“他在黑板上画的直线笔直，画的圆像用圆规画出来的一样，图形立体感很强。”1953年毕业的唐齐千先生说：“记得我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春游到杭州，住在浙江大学。去的时候，车厢里有徐老师，在杭州玩的时候没有见到徐老师，可回上海的火车里又看到他了，原来在杭州的三天，他泡在浙大图书馆里翻阅资料去了。”
　　1956年7月，国务院决定在西安和上海分别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徐桂芳先生在上海交大的住处是老图书馆旁的二进式洋楼，条件很不错。但他义无反顾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自己的住房交给学校，在知名教授中第一批带头去了西安。
　　初迁西安时，学校尚在建设中，校园里到处脚手架林立，晴天时灰尘扑面，雨雪天气道路泥泞，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徐先生信心十足，热情满怀。他亲自主持筹建数学教研室，并积极参与数学系的建系工作。除了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外，他还分别担任一年级办公室主任和数学教研室主任的行政工作。
　　1957年，在他的主持下，西安交通大学在工科院率先兴办了应用数学、计算数学专业。
　　上世纪60年代毕业的校友屠规彰(应用数学家)回忆说：“当时母校数学专业与国内许多高校相比，无论在师资还是在资料设备等方面都显得薄弱。但在当时担任系领导的赵富鑫和徐桂芳的勉励督办下，数理系办得十分兴旺。学生们个个学习努力，教师们人人治学严谨，强调抓基本功的训练，并强调与工程方面的结合。因此历年来数学专业毕业生基本功扎实、动手能力强，颇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徐桂芳先生历任西安交大校务委员会委员、数学系主任、陕西省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计算数学学会名誉理事等职。他在西安交大的出色工作，对上海交大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上海交大1979年发动了一场教育改革，重新恢复建立了“应用数学系”，校领导很想请徐桂芳回来主持建系工作，但是他离不开西安交大。到了1985年他从西安交大退休后，才回到上海交大。
　　退休后，徐桂芳仍心系教育事业。上海淮海路上的咖啡店里，他和交大校友每周一次聚会，聊天的话题总少不了“教育”，每每听说当年的学生有了好的发展或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总是会露出孩子般幸福的笑容。为了激励学子勇攀科学高峰，他还和上海交大的三七届校友自发成立了基金会，专门用作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