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恩

徐承恩(1927- )
徐承恩，诸暨市人。1927年1月21日生。我国著名的石化工程设计专家。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曾任中国石化北京设计院总工程师、院长、北京石油学会理事长。现任中国石化北京设计院技术委员会主任、高级工程师、中国石油学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炼油厂的工程设计工作。曾先后参加设计和主持审核过国内六个大型炼油厂和二个援外炼油厂的工程设计工作，取得了良好业绩。参加过原石油部和中国石化总公司组织的多次炼油工艺技术攻关工作，在尿素脱蜡、分子筛脱腊、常压渣油催化裂化、甲基叔丁基醚合成以及炼油厂的节能技术改造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多次受到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989年被国家建设部授予首批“中国工程建设设计大师”称号；1990年被中国石化总公司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和管理专家”等。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一
浙江诸暨紫阆乡，山清水秀、植被葱郁。匍匐于香榧丛中的小村庄，传出了一声婴儿的啼哭。
1927年是个暖冬，阳光穿透香榧巨大的叶片落满了徐家大院。“是儿子！“接生婆挑开门帘，兴奋地对正在院子里焦急等待的徐老爷子说：“老爷，是儿子啊！”
徐老爷子眉梢剧烈地跳动起来，但旋即又恢复了平静。“儿子？好！”他嘴里嘟哝着。
“好厚实的耳垂，以后肯定有福气！” “天庭真饱满，将来必有大出息！”
听到亲戚们的议论，作为地主的徐老爷子保持着一种淡定。他从笔架上抽出一支狼毫，在宣纸上勾勒着儿子的名字。“今年年景好，徐家又添了新丁，这一切都是老天的恩赐⋯⋯”想到这里，一个名字从他的脑袋里跳到纸上——徐承恩。
当时在场的人恐怕谁也想象不到，60多年后，就是这个长着厚实耳垂、饱满天庭的徐承恩，会成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从一个封闭的乡村娃娃，到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之间存在一个恐怕只有用想象才能勾销的距离，之间的天堑的黏合，却是从1927年那个温暖的冬天开始了……
徐承恩6岁进了乡村学堂，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学堂里的 教员大都只有几年私塾的底子，那种一成不变的填鸭式灌输让他感到疲倦，也感到厌倦。
乡村的生活寂寞而又单调，但到了节日就全然不同了。每逢节日，那些云游四方的卖艺人便会出现在村口，他们牵着瘦驴，敲着锣在祠堂前搭台卖艺时，徐承恩都会挤穿厚厚的人墙，站到最前面。
含油喷火、沸水浇身、热油锅里捞银元⋯⋯在他幼小的心里，这些绝技的表演者，都是些超凡越圣的高人，全然不知晓其中的“窍门”——改变物质颜色和形态的化学，最初是以一种“欺骗”的方式浸入这个乡村娃娃的内心，而成为一个民间“高人”的愿望，也曾一度燃烧过他的血液。
略通理科的父亲察觉出儿子的异样。“儿子你看——”父亲拿出一块姜黄扔到酒坛里，清澈透明的绍兴白酒瞬间变成了浓黄色。他又丢进去一块碱，黄色变成了红色，再加上皂矾（硫酸铁)，红色倏忽间又变成草绿色……望着走马灯般变换的色彩，徐承恩傻眼了——透过被扭曲成神术的乡村窗口，他隐隐看到了一个深邃而神秘的化学世界。
到了小学最后一年，徐承恩玩性 慢慢收敛，成绩也一点点赶上来。一天，父亲把他叫到身边，问他中学想在那里上？将来有什么打算？儿子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问这些，他摇着头，嘟嚷道：“不知道，不知道。”那时他的确没有去外地读书的想法，更不可能设计自己的未来。“
诸暨曾是越国故都，景色旖旎，那时我就像一只鸟儿留恋栖息地一样留恋家乡。”现年80岁的徐承恩院士对记者说，“我从没有想过离开家乡，更没有想到在家乡之外，还有更美丽，更广袠的世界。”
父亲望着懵懂的儿子笑了。他抽出狼毫在宣纸上画了几下，问儿子：“这是什么？”
“香榧果。”儿子不假思索地回答。
“好吃吗？”
“好吃。”
“那你就去吃吧。”父亲将儿子搂在怀里，严肃地说，“记住，最大，最好吃的香榧果不在紫阆，也不在诸暨，而在外面，那里才是你该去的地方！”

二
1939年夏天，徐承恩踏上了异乡求学路。
当时他报考了两所中学，结果都录取了他。权衡再三，他选择了浙江联合初级中学（现在的浙江杭州第四中学）。
1939年的中国正在日本帝国的铁蹄下战栗，浙江也一样，宁波、嘉兴、湖州等地区相继陷落，只有坐落在浙江南部丽水县城的联合中学，还是陷落中的一片“绿洲”。“因为由7所沦陷区的中学组成，所以联合中学的师资力量非常强。”徐院士说，“最主要原因是那里当时还没有沦陷。”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徐承恩明白了父亲让他离开家乡的原因，也是在离开家乡之后，他才真正感受了背井离乡、国破家亡的滋味。
“那时候读书太难了，课堂上我们一只耳朵听课，另一只耳朵却要听防空警报。”徐院土感慨道，“落后了要挨打，只有在当时的背景里，你才会有切身体会。”
虽然当时丽水尚未被攻陷，但日本人的飞机却隔三岔五来轰炸。由于国民党没有什么防空力量，日本人的飞机飞得很低，同学们甚至可以看到机翼上的太阳旗和驾驶舱里狰狞的面孔。也许正由于这种“炸弹下的教育”，激发了同学们科技救国的热情。“在野外掩体里，巨大的爆炸卷起的尘土让人无法看清书本内容，但脑袋里还在默记各种概念和定理。”徐院士激动地说，“那时候读书几乎没有个人色彩，同学们都清楚，如果国家完了，个人也就完了。所以学习在当时与救国、爱国联系在一起，具有浓厚的国家性。”
联合中学分甲、乙、丙三类实行救助制。甲类所有学习和生活费用均由学校承担，丙类则1/3由个人承担，徐承恩考上的是乙类，这就意味着他将承担半数学习和生活费用。
丽水城离紫阆乡只有200多公里，即便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回家也不过是三四天的路程。但就是为了省出这三四天的路程，徐承恩在3年的中学期间，只回过一次家，寒暑假全部用在读书上。父亲也非常支持儿子，他特意找到一个在丽水城做买卖的家乡人，由他为儿子提供学习费用，父亲再将钱还给其在紫阆乡的家里。
暖冬、老宅、卖艺人和沉浸在巨大阴影中的村落渐渐成为记忆。在丽水读书期间，徐承恩进步神速，成绩由刚入学时的中上等，越升至前几名。对此，他解释道：“看来学习与环境关系很大，在丽水，教室、授课内容都没有变化，变化的是环境——落后了要挨打的客观环境改变了这一切。”
“秦汉以来，国人多钻故纸堆，高谈性理⋯⋯专尚三物，既有所得，也与兴国强家风马牛不相及⋯⋯”这是被称为科技救国先驱者之一的任鸿隽《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中的一段话，它成了战时联合中学每日早操必背的校训。
因为是战时教育，学校的设施极其简陋，教室和校舍都在祠堂和寺庙里，徐承恩当时就住在刘基祠堂里。刘基是元末的进土，因官场失意，曾归隐此山的石门洞里。
1942年上半年，陷落中的“绿洲”丽水城也到了最后时刻。这一天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夏然而止，坏消息不断传来：国民党军队散了，城里的官员也跑光了，有人甚至看到了日本战马在跨越壕沟时露出的两排整齐的马奶子⋯⋯大难临头，但联合中学没有逃散，他们转移到青田县南田乡（今日的文成县)一座大山里。
山区里的学习生活艰苦得令人难以想象：夏天，成群的蚊子在耳边飞舞，叮咬得人难以人睡。徐承恩因此患上疟痪，忽冷忽热;冬天，刺骨的寒风在破败的祠堂里滚动，连钢笔水都冻成了“冰棍儿”。因为日本人封锁，山里物质极其匮乏，徐承恩曾一度患上夜盲症。“尽管知道这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可那时连肚皮都吃不饱，哪里还敢奢望营养啊！“徐院士回忆道，“在现在只需要几粒鱼肝油就能治疗的疾病，当时却折磨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无法读书。"徐承恩的高中生活就这样伴随呼啸的山风度过。尽管寒冷、饥饿、蚊虫、疾病以及战争的威胁像影子一样须更不离，但学习没有一刻中断。没有烧杯，就用罐头瓶替代，没有电灯，就用桐油替代⋯⋯这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读书人，以不可思议的顽强，为拯救祖国而默默地积攒着知识财富。

三
1945年初秋，高中毕业的徐承恩回到紫阆乡。此时日本已经战败投降，重获新生的家乡处处星现出昂然的生机，而他本人的命运，也在此刻孕育着巨大的转机。
一天，徐承恩从《东南日报》(前身是杭州的《民国日报》）上看到浙江大学录取新生名单，自己的名字赫然榜上。“别以为那时侯大学好考，因为学校少，竞争同样激烈。”徐院士庆幸地说道，“如果当时没有考上大学，我或许去小学堂教书，或许子承父业，继续侍弄那20来亩地。”
“在浙大我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种独立思考问题的方式。前者属于知识，后者属于智慧。”徐承恩在浙江大学期间，受益于竺可桢校长的影响。“那时竺可桢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教育的目的不仅使学生得到一种技能，谋到一份职业，而在于培养具有独立思考的大脑。浙大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日后从事石油化工及工程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9年5月，22岁的徐承恩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当时解放军已经对浙大进行了军事接管。在国民党时期毕业等于失业的阴影笼罩下，他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向浙大的军代表要求工作。出乎意料，军代表林乎加(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听完我们的要求当即表示，新中国将为你们提供最大的舞台！
带着建设新中国的梦想，徐承恩来到东北。在那里他以汗水和智慧凝结出了半个多世纪石油化工事业的第一滴蒸馏水……

四
锦州合成油厂(现在的锦州石化厂）是日本人留下的一座人造油厂。
抗战期间，日本燃料供应不足，便在此地建起了人造油工厂，但还没等到开工，日本就投降了。
徐承恩赶到工厂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副颓败的画面：厂区内杂草丛生，蛛网密布。从煤炭生产油品，这听上去有点像魔术，而摆在眼前的又是如此不堪人目的乱摊子，这让与他一起赶去的技术人员有些失望。“煤变油，我们读大学时仅仅听过这个概念，可当时我们必须要将这个概念变成现实的油品。”徐院士回忆道，“当时压力很大，尤其是抗美援朝期间，‘后方多产一滴油，前方少流一滴血’，石油生产被提到爱国主义的高度，我们的压力和劳动强度可以想象有多大！”
在合成油厂，徐承恩见到了有中国人造油之父之称的赵宗燠。赵宗燠是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化工学院的博土，抗战期间应召回国进行人造油试验。他对徐承恩说：“德国人造油技术比较成熟，二战期间，他们大部分燃料来自人造油，与此相比，中国的人造油技术还是一片空白。“抗战胜利了，他本想大干一场，但国民党非但没有同意他的扩产计划，还以“日军已败，抗战工业不再需要，工厂停办，人员解散”为名，将其呕心沥血办起的四川北碚焦油厂关闭了。因此他非常珍惜新中国给他的这次机会。“他是一个富有激情和责任感的科学家，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徐院士这样评价赵博士，“有一种人不喜欢用嘴说话，他喜欢行动，赵先生的行动使得并不宽敞的舞台充满了魅力。”
在赵宗燠的率领下，大伙儿日以继夜地进行设计、检修、安裝、调试，仅仅1年多的时间，该厂即恢复了原料气制造设备DD炉的运行。不久，合成油厂生产裝置试运成功，其年产量达到4.72万吨，大大超过原设计能力。
虽然4万吨年产量在今天微不足道，但它的意义非同寻常，从煤块变成合成气，在一定温度、压力和催化剂作用下，H，和CO 转化为直链烃类，其原理在今天也不过时。
锦州合成油厂运转正常后，徐承恩被调到东北石油管理局，从事设计管理工作。1953年5月，他又因为工作出色而进人中国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设计局，为期50 多年的工程设计生涯从此拉开惟幕……

五
作为国家工程建设设计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承恩接下来的故事，石油圈子里的人耳熟能详。
可在记者采访他时，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师却绝口不谈半个世纪以来他为中国工程设计和石油科学方面作出的贡献，而是一再强调这一切都是众人的智慧，个人力量微不足道。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参与、指导过难以计数的设计和科研攻关项目，其中很多获得了国家级大奖，但在报奖时，他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进获奖名单里。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SEI)宣传部部长顾照扬感叹道：“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眼里没有‘大师’！”这话颇耐人寻味，难道人真的可以超越名利和物欲？但如果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背景里，放在一颗饱尝了“落后了就要挨打"的心灵里，一切又是那么顺理成章。
也许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科技攻关和工程设计是深奥、神秘而又枯燥乏味的，但我们还是要将其中的一部分罗列上来，因为它们是一个院士的支点，是从遥远的紫阆乡弥散过来的香榧成熟时浓郁的气息—
早在上个世纪 50年代，徐承恩就作为装置设计师负责上海炼油厂和玉门炼油厂两套焦化装置的设计工作，因任务完成得出色而受到嘉奖。而后，他先后参加了大庆炼油厂、南京炼油厂、上海炼油厂等多座大型炼油厂的设计审核。这些炼油装置包括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尿素脱蜡装置及我国第一次设计的丙烧脱沥青装置、分子筛脱蜡装置等。“我一直忘不了林代表(指林乎加）的那句话，既然新中国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舞台，那么回报最好的舞蹈是必须的行为，这是我们当时共同的心愿。”
这个在呼啸山风包围的祠堂里，用罐头瓶代替烧杯做实验的中学生，已经走到了中国炼油工业的前台。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徐承恩作为北京设计院总工程师，主持审定了燕化炼油厂和援外炼油厂的设计工作。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石化工业开始提速，时任中国石化董事长的李人俊在动员会上强调“我最担心的是设计单位拖后腿”！面对10年内乱造成的影响，董事长的担心有足够理由。徐承恩却当场表示：“只要振兴石化需要，困难再大也要克服，设计决不拖石化工业的后腿！”徐承恩回院后，改革了阻碍生产发展的不合理制度，以完成设计任务为中心，大力促进设计院的全面发展，使中国石化工业蓝图设计大本营之一北京设计院，出现了设计生产连续5年迈出5大步的新局面，实现了他在大会上的承诺。
浙大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他成为领导者之后发挥了作用。
1980年，已经成为北京设计院院长的徐承恩就预见性地提出：“北京设计院要从国内设计向国际型转变，从单一的炼油设计向石油化工型转变，从单纯的设计向工程承包公司转变。”在他的指导下，福建炼油厂设计在中国首次实现了全厂集中控制、裝置密集布置，消除了大管廊、大马路和大厂前区的设计旧模式。在设计方法上，他从中国石化建设的大局出发，使设计程序由过去“先地上后地下〞变成“先地下后地上”，加快了工程进度。设计院原总工程师李昌彀解释说：“投资巨大的炼油装置工程设计，其设计思想、方法、模式及其程序，是经过多年实际工作总结出来的，一般不敢轻易变动，但徐院土却第一个‘吃螃蟹’，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汽油改质”攻关会战中，徐院长作为攻关组组长，与有关单位历时9年攻关，不仅使甲基叔丁基醚工艺开发和装置的设计获得成功，还促进了催化重整催化剂的更新换代与汽油脱硫醇工艺的改进。是他，在北京申奥前夕，提出了北京市提高汽油质量要分“高标号化——无铅化——优级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在中国石化装置的大型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坚持立足国产化，在他看来，技术依赖最终导致经济依赖，其结果还是落后。
1927年1月21日那个温暖的冬日早已湮没在岁月深处，然而它曾分娩的那个耳垂厚实、天庭饱满的婴儿，依然活跃在中国石油化工战线上。徐承恩是有福的，因为他是从封闭的乡村走向科学圣地的成功者;徐承恩是不幸的，因为他承受了一个普通乡村孩子本不应承受的苦难。在他读大学期间，父亲离开了世界，因为战争等原因，他没能看父亲最后一眼;因为出身等原因，他一度不能参加设计工作，并长达20余年无法与母亲见面。记者采访他时，相满以沫 50多年的老伴刚刚去世。
“人不可能得到所有的东西，对于亲人，我深感内疚，但对我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太大的遗憾，这也算是一种补偿。从我们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人非常清楚，如果没有国家的强盛，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幸福。”徐院士如此闸述着成败得失。
1989年，国家建设部将工程建设设计大师桂冠戴到徐承恩头上，5年后，徐承恩又光荣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这一年徐承恩67岁。
这是一个院士的成长轨迹，从他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到异乡求学，再到投身石油化工设计事业，每一步都与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者不同，但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一个成功的范式，当个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系在一起时，同样会得到丰厚的回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