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辅晋

冯辅晋(1916- )
冯辅晋，男，汉族，1916年5月生，上海市青浦县人。193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工学士学位，1938年生业于美国纽约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获工硕士学位，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和美国克莱斯勒汽年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实习，1954年7月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任车间副主任、分厂副总工程师、工艺处副处长、总厂副总工程师和技术季员会副主任、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春市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吉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吉林省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三、四届政协常委，吉林省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路在何方（1916-1936)
冯辅晋出生的年代正是“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前夜，或许这两件震惊世界的大革命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些什么。当然他选择不了自己的家庭，也许是命中注定吧，他的家庭是上海青浦县有名的大地主。父亲受过科举教育，没有参加社会工作，依靠继承祖父遗下的田产，过着舒适的月子。父亲终年守在家中，既不串亲威，又不去茶楼酒肆，却也读书看报，晓得些国家的形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听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时，他便经常鼓励教育子女好好读书，说田地靠不住了，将来要自食其力。冯辅晋和他的兄、姊、弟为长大后能自立，便都上了大学。
1933年，冯辅晋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考入浙江大学，当时刚去的大学校长叫郭任远，是国民党的一个心理学家，政治上很反动，龙其对新生管制很严，在新生宿舍里设置指导员监视学生活动。学生們多次罢课以示反抗，终于把郭撵下台。后去的校长竺可桢先生是社会知名人士，治校有方，浙大从此校风诚朴。正在豆蔻年华的冯铺晋自然也受到这所高等学府的陶冶，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兴亡，一大堆现实而又朦胧的问题，紧紧地缠绕着他。路在何方，他上下求索。
上了大学就有出路吗？旧中国决不会为年青的知识分子们创造什么优越的条件，相反，由于日寇铁蹄的长驱直入，中华民族面临着最危险的时刻。1936年底，学生运动的热浪席卷了浙江大学，冯辅晋也和众多的爱国学生一道走在罢课游行的队伍中，向日本领事馆示威，一个热血青年赤诚的爱国心在萌动着⋯

赴美学车 (1937-1940)
1937年，冯铺晋在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芦沟桥的枪声和紧接着的上海“八•一三”事变，惊醒了年仅21岁的冯辅晋。在这战乱的动荡岁月里，即使是大学生，也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他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更给他找工作带来了困难。家里不忍心看他那困窘的样子，主动拿钱让他自费留学。
因为他的堂舅父曾出国留学，长兄正在美国，所以他也想试试。出国深造，也许会谋一条出路。于是他于1937年秋去了美国，先在组约州的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初到美国的冯辅晋听同学说，海外华人处处被人瞧不起，有时常被一些不友好的美国人和不懂事的小孩追逐着，并指着后背骂“中国佬”，当时是不便交涉的，只得快快离开。每逢星期六，中国留学生都要到学校聚一聚，有的收听抗战消息，有的谈自己感受。激动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哼起“义勇军进行曲”，表达赤子之情，爱国之心。同学们纷纷互相勉励，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只有祖国强大，才能昂起头来不被班笑，这种心情，在国内是无法体会到的。
冯辅晋最初的想法是在美国多学点理论，以便回国教书，培养振兴中华的人才。但他后来感到自己的学习要和国情联系起来。当时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沿海的铁路、港口都被占领。国民党政府龟缩在大西南，抗战物资都要靠汽车运往前线。国内总需汽车专业方面的人才，冯辅晋在浙大时就学过汽车构造，也学会了开汽车。那时专业课学得广，但学得不深，尤其缺乏难工实践的学习。他考虑到当时国内汽车仅有5万辆，大都是美国造的，他不仅要学会开车，更要学会修车，所以他后来又到密西根大学改学汽车和冷热加工工艺。学习中，他不仅听讲原理，还到试验室进行实际操作，他开过车、铣、刨床，做过热处理试验；学过电弧焊气焊的操作，也开过造型机，当过浇铸工和清砂工。
在密西根大学学习期间，冯辅晋还搜集了国外采用白煤（即无烟煤）为燃料的煤气发生炉资料，以后在国内上海公交公司派上了用场。
密西根大学离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很近。学习期间，老师经常领他们到那里参观。曾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的钢厂铸、锻、冲压到汽车装配的全过程，显然是走马观花，却大大开阔了眼界。冯辅晋真希望有机会再去看看。
1939年夏，中国驻纽约的一个管理公费留学生的机构，代替伪交通部，给在美学习工程的留学生发了信，征求报名参加去克莱斯勒和通用两家汽车公司实习，因为国民党当时向美国这两家公司购进了一批载重汽车，需要培训一批维护修理汽车的技术人才。通知现定学习半年后，可以回国录用，这正中了冯辅晋的心愿，他报名参加了。
实习班开始时有30人，一半是出国留学生，一半是爱国华侨的子弟。他们先在美国享有盛名的道奇工厂（克菜斯勒汽车公司的一个厂）实习。他们在那里听讲出售给中国的道奇载重车的性能、构造、维修方法，并且实际拆裝新车、维护修理旧车。他们还仔细参观了道奇厂的生产过程和裝配线，还参观了一些协作厂家的生产过程，如弹簧钢板总成、水箱等等。
在道奇工厂实习参观共4个月，随后又到通用汽车公司实习。学习内容与道奇厂大致相仿，主要围绕通用公司的四轮驱动越野车学习，公司还给他们详细讲解了防护性的维修保养制度。
在美国的学习使冯辅晋对汽车的生产制造、维护保养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他参观了在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工厂，对现代化汽车生产有了浓厚的兴趣和渴望。他揣摩着，中国何时能建一个现代化的汽车生产厂呢？他暗下决心,要把自己学的这一切，献给祖国的汽车事业。那时，美国飞速发展的汽车工业情况，在国内还是鲜为人知的。

归国服务 (1941-1942)
1939年末，冯辅晋他们在美实习结束，按照报名时的通知规定，学员们应该回国服务。原来参加实习的30人，有些中途退学，有些还不愿回国，最后只剩下20人，其中5名是留学生，15名是华侨子弟。冯辅晋为回国参加抗战，毅然离美。在回国的人员中，只有他家住上海。他要求先回上海探家，得到允许，于1940年1月便从美国的西海岸旧金山乘客轮，海程3个星期，回到了上海。其余19名学员从纽约乘货轮绕过好望角，海程两个月，抵达越南海防。冯辅晋探家后，于4月从上海乘船到海防，正好与他们汇合，便一同回国，经昆明、贵阳到重庆，向交通部报到，等候分配工作。很快，他们被交通部派在中国运输公司试用。这个公司是在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因铁路大部被占领而组建的。它的任务是把从越南进境的抗战物资，运到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沿线设有汽车保养厂，主要城市还没有修理厂，负责汽车的大中修。他们由公司分派到公路沿线各个点上。冯辅晋先在公司的机务处工作。不久，公司又派他去贵阳马王庙修车厂工作。修车厂的“洋厂长”名叫范百德，是美国潘兴运输公司的专家。冯辅晋的任务是给“洋厂长”当帮手，加上他也学过汽车维修保养，与“洋厂长”合手。“洋厂长”工作很认真，管得也严，对不遵守劳动纪律的工人，动不动就要开除。冯辅晋看到有的工人手艺不错，便两面做工作，先让工人自己承认错误。他再向“洋厂长”解释讲情，免予开除，缓解了上下矛盾。不久，“洋厂长”一年合同期满，便要回国。公司负责人为他饯行。“洋厂长”喝了很多酒，话也多，在饭店门前不肯上车，哇拉哇拉向过路的群众演讲。大家听不懂，冯辅晋就上前来把“洋厂长”支持中国抗战的意思向群众讲明白，群众便鼓起掌来，“洋厂长”这才上了车。
“洋厂长”回国后，有一天，日寇的飞机在修理厂的上空盘旋。冯辅晋见状，知道来者不善，因副厂长有病休假，他就立即组织人员，把能开动的车开出去，分散隐蔽，不能开的车推到厂子四周疏散，厂里的设备也都做好了防护工事。隔了一天，日机果然来了，狂轰滥炸，丢下不少炸弹，飞机飞得很低，如果有高射机枪，就可以打下来。由于早有预防，工厂没受大的损失。工人们说：多亏冯厂长保护了修理厂，事后，他把事情经过给上级写了报告，转给公司。
他在公司实习了半年，试用期满，被调到交通部公路运输总局，在技术组任副工程师。
这期间，他曾参加过一次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当时他还不是会员，由两名老会员介绍他申请入会。因为大家知道他会开车，便找一台后车厢已裝上两边座的道奇一吨半小型载货车，由他开车前去。
有一次，他开小车从重庆经贵阳到昆明去，整整跑了5天，最后连手指都伸不直了，但他心里也很高兴，因为他爱车，况且精力充沛。还有一次开车过铁路对，发动机突然灭火了，这时火车眼看快要开过来了，千钧一发，他没有着慌，而是凭着自己的技术，终于把车开过去了，躲过了一场灾难。
在公路运输总局任副工程师时，冯辅晋曾参与制订了供后方需要的5吨载重汽车的性能要求，后来美方据此提供了道奇T-234载重车。

制造配件(1943-1945)
1941年秋，他因出差到香港，遂顺便请假到上海探望母亲。适值太平洋战争，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对外交通近乎断绝。这时，亲友们都劝冯辅晋留在上海工作。可他一不愿在日本占领区生活，二不愿替资本家服务，他决心要离开上海。
1942年春，经亲友介绍，他与其他要去内地的一批人结伴通过敌占区，途经苏、皖、浙、湘、赣等省，“千辛万苦到达重庆。此行费时约50天，走过了很多偏僻的乡村，使他初次体验了中国农村生活之苦，更加坚定了他工业救国的理想，但他当时没能认识造成人民生活困苦的原因。
回到重庆时，原工作机关已经改组，他被安排在运输统制局汽车配件委员会。这个机关属军事部门编制，刚成立时，便集体加入国民党。冯辅晋因当时请假在沪，未曾加入。他回来复职后，被任为该委员会的技士，亦未曾问及此事，才得幸免。由于他对这种军事机关式的工作环境很不合心，意欲离去。时过半年，1942年11月，交通部中央汽车配件制造厂的王树芳经理约他去那里工作（王树芳原是中国运输公司的处长，他在此实习时，相互认识），搞汽车配件，当时汽车配件奇缺，汽车又经常出故障，有些配件换不上，汽车就无法修理，也无法开动。冯辅晋对汽车配件很感兴趣，便欣然应允。
1942到1945年，冯辅晋一直在中央汽车配件制造厂工作，先担任副工程师，后升为正工程师兼设计科科长。这个厂先后生产过当时在用的汽车车型的数百种易损件，为支援抗战做了工作。冯辅晋本人也从实践中取得了许多制造汽车配件经验，为后来从事汽车制造工作打下了基础。也是从这一时期起，他与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3年春。他去桂林参加了又一次中国工程师学会。
1944年，他在重庆认识了在国民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的赵敏，次年结为伉俪。赵敏性情开朗，与沉静的冯辅晋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时至今日，夫妻俩仍然相敬如宾，相得益彰。

回到上海（1945—1952)
1945年，“八·一五”光复，抗战胜利了，人们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家住上海的冯辅晋，归心似箭。此时，他已辞掉配件厂的工作，来到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任职。因为工厂不会迁到上海，而中国农业机械公司要迁到上海。这是回上海的好机会。1946年2月，冯辅晋终于回到了日思梦想的上海。算来他在外面奔波了将近十年，如今已经成家立业，虽谈不上衣锦还乡，却也是闯荡过来了。
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的工作一时还没有开展，冯辅晋便另找职业。经介绍，原来浙江大学教授章名涛已任上海公共交通公司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他便辞去农机公司工作，到上海公共交通公司担任正工程师兼技术组副组长职务。在这个岗位上，为了发展上海的公交事业，他利用美国道奇T-234载重车的底盘，把大梁中间接长，装上客车上身，成为公共汽车，并在汽车保养场推行汽车保养制度，保持车辆的良好状态。1947年，他调任材料组副组长，负责汽车运行所需的汽油、油料、轮胎及其它维修用的原材料和配件的供应工作。此间，他还负责同外商打交道，办理进口业务等。冯辅晋刚进公交公司时，连一台象样的客车也没有，现在已经发展到拥有300多辆客车，缓解了市民乘车难的局面。
公交公司在上海解放前，职工与反动统治的斗争很激烈，工人们常常进行有组织的罢工和請愿。1949年初，发生钟家周等三烈士被反动派杀害事件，使冯辅晋受到很大震动，他更加看清了反动派的丑恶面目，更加同情工人阶级的命运。
上海解放前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家庭出身不好的，应赶快离开。但是冯辅晋凭着对汽车的执著追求，凭着对祖国工业的深情，同时，他也对共产党的主张的认识和信任，他心中坦然，没有害怕，决心留下來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追求他为之奋斗的自标。
1949年5月，上海宣告解放。公交公司由军代表进驻接管。原材料组组长回交通大学任专职教授，冯辅晋被留用，任材料处副处长。当时，组织上对留用人员很关心，特别是从政治上，每天进行一小时的政治学习。冯辅晋先后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 等文章，觉得很有道理。通过深入的学习，他坚信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做好本职工作。
冯辅晋从担任材料处副处长到“三反”运动时，经他手采购的物资达数百万元。“三反”时，他心里不安，怕被怀疑为“大老虎”，可是，他并未被运动触及。他从心里信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三反”后，他调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交通处担任技术科科长，到职后，还收到了由陈毅市长颁发的委任状。这充分表达组织对他过去工作的肯定，和对他的信任。
在公用局期间，他经人事处负责人介绍与本局的两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接触，因为后来借调在外，联系也因此中断。1953年，公用局交通处改组为上海市交通运输局，冯辅晋被任命为生产技术处副处长。当时，他借调在外，在一机部搞汽车配件供应工作，没有回去当官，仍然专心地搞汽车配件工作。

抗美援期（1952-1934)
抗美援朝时期，美帝对我国进行封锁，致使汽油短缺，供应非常紧张。上海市公交公司为维持市内交通的正常运行，由当时技术处处长张德庆主持研究试制煤气炉以代替汽油燃料。冯辅晋得知后，便主动将在美国留学时搜集的以无烟煤为燃料的煤气发生炉的资料，交给了技术处副处长缪瑛（冯辅晋的同学)，参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抗美援朝前方，汽车运输需要用汽车配件。华东工业部为解决后勤需要，组织了一个汽车配件工作组，进行加工定货。为此，从上海各单位商借一批汽车技术人员。冯辅晋当时在公交公司工作，被邀请兼职参加工作组工作。1952年底，华东财经委员会决定加强汽车配件工作的领导，向各单位借调汽车技术人员，这时，冯辅晋便正式参加了配件工作组的工作。该组聚集了技术和业务入员约40人，调查摸清了上海市私营厂的加工能力，并加以技术指导，推动了汽车配件的加工定货工作。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汽车配件工作组继续存在，并于1954年初改名为机械部汽车局上海技术室，为支援一汽建设储备人才。

献身一汽（1954-1985)
1953年，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全国人民支援一汽的信息也传到上海，传到冯辅晋的耳中。他和正在上海财经学院担任俄语教师的妻子商量，是到北京汽车研究所还是支援一汽建设。他妻子赵敏青少年时代曾随父母在哈尔滨居住，在俄国学校上学，她有扎实的俄语基础，同时又深深体会过北国的寒冷，但是她听说一汽为赴苏学习人员办俄语班，需要俄文教师时，便欣然同意与冯辅晋同去长春支援一汽建设。于是夫妻双双放弃了上海优裕的生活条件，千里迢迢來到长春。
1954年，冯辅晋任第一汽车制造厂工艺处生产准备科负责人。
1955年，由于他对汽车车身制造有些经验，厂領导决定调他到冲压车间担任技术科科长，后来任车间副主任。
在技术科任科长期间，他带领全科人员消化整理从苏联进來的全部技术工艺文件，配合设备安装，完成生产准备，在专家的指导下，调试出合格的零件和总成。
1956年7月14月，冲压车间成功调裝完最后一个总成——驾驶室总成。7月15日，一汽建厂三周年的日子，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诞生了。当他跟随厂领导，坐在解放牌汽车上，向吉林省委报喜时，流出了幸福的泪花。他日思梦想的这一天終于盼来了。
在车间里，他要求技术工艺人员尽快整理好生产用的工艺文件，发到生产一线。他对这项工作要求很高，一丝不苟。不仅错了要改，写得草率点，不整齐的，他都要退回修改，有的同志不以为然。但是若干年后，这些同志也当了技术科长；当他们遇到冯辅晋时，对他语重心长的帮助，严谨的工作作风，无不表示感谢。
1962年，冯辅晋调任工艺处副处长，曾先后组织了越野牵引车、红旗轿车、CA10解放牌汽车和变型车的生产准备表现了优秀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文革”开始，冯辅晋时年50岁，他受审查，未隔离，仅扣发工资，退出部分住房。后他被下放劳动，开过一年刨床，交了很多工人朋友。
1972年秋，审查结束。他担任车身厂副总工程师。他感叹50-60岁的好时光，在动乱中虚度了，无所作为。1978年，他又回到工艺处，1980年任汽车厂副总工程师。1981年，他对5吨车的产品设计提出了修改意见使老解放的改型提前半年多实现，创造了数千万元的经济效益。1985年，他退居二线，任汽车厂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他三进工艺处，两进车身厂，他为汽车的换型改造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冯辅晋在一汽一干就是33年，把根深深扎在了一汽的土壤中。他爱一汽，更爱汽车，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挫折，他也义无反顾。因为他懂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的心愿才会完美地实现。

一生如镜
冯辅普从一个旧知识分子成长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专门人才，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重。他曾任政协吉林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常委，长春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第六届、第七届人民代表，还担任过吉林省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等职。
知道冯辅晋的人都会说他是个老老实实的人。确实，他不仅在科技专业上老老实实地学，在工作上也老老实实地干，在生活上，更是老老实实地做人。他有过晋升的机会可他放弃了，他更有和众多的领导接触的机会，可他没有把那当作平步青云的梯子。他在晋升、出国、房子等被世人视为敏感的方面，却表现得无动于衷。然而对于汽车，他却有着执著的追求。可以说，他一生就是在学车、开车、修车、改车、造车中过来的。这一生如镜的历史，看起来明晰而又简单，却分明画出了中国汽车工业起步发展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