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群
严群(1907-1985)
严群，字孟群，后字不党，又名以群，号一指，晚号怡适老人。福建闽侯人。1921-1927年在福州英华中学学习，后入福建协和大学。1929年转入北京燕京大学哲学系，1931年毕业后，留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哲学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社攻读。1935年赴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学习，1938年转耶鲁大学研究院古典语文系专攻希腊文和拉丁文。1939年回国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北平中国大学等校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7年应聘任浙江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又兼任之江大学政治系教授，教授教育哲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转入浙江师范学院任逻辑学教授，并兼授浙江医学院及浙江卫生学校医用拉丁文课。1958年杭州大学成立后，调入任政治系教授、古希腊哲学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哲学会副会长。严群擅长古希腊文、拉丁文，长期从事古希腊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专著有《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柏拉图》、《分析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译著有《泰阿泰德》、《智术之师》、《游叙弗论》、《克力同》、《苏格拉底的申辩》、《拉赫士》、《吕锡士》等。晚年开始修订未发表的译稿并致力于整理伯祖严复的资料，撰写《严复回忆录》。
福建严氏是近代一大望族，严群的祖父严观澜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军官之一，其父严家驺当年与胡适、竺可桢等共同留学美国，后获哈佛大学数学硕士学位。严群的伯祖，更是大名鼎鼎，他就是中国近代着名思想家和翻译家的严复。由此可见，家学渊源对青年严群一定会有深刻的影响。
严群幼时聪颖好学，深得严复的宠爱，后来他随父赴唐山，受教于私塾，后又回到故乡学习。当时严复已步入晚年，他经常勉励晚辈，务期克己勤修，这对严群有很大激励，立志深研哲学。1927年，严群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哲学系，后赴北平，转学燕京大学，主修希腊哲学史。1931年6月，大学本科毕业后，在研究生院继续攻读，至193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多年寒窗苦读，为严群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他已撰写和出版了两部关于古希腊的哲学着作，一是他的成名作《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一是《柏拉图》。
严群的《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学术着作，他用表解和诠释的方法，对亚氏伦理学思想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和转述，并结合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该书出版后，曾深得学术界的好评，当时执中国哲学界之牛耳的“二张”——张东荪、张君劢都为之写序，加以称赞。如张东荪说：“严君此作乃精读亚书之结果，以多年之力编纂而成。其中表解最为醒目。”张君劢则说：“各民族对于世界之贡献，系于其所创造之文化。希腊往矣，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书，欧人诵习之，至今不衰，其美术家，哲学家，政治家之从事于各种活动者，无不追溯而上迄于希腊而后止，诚以希腊文化，范围欧洲之人心至今日而未已焉。……严子承其伯祖几道（即严复）先生之后，治方今举世所不治之哲学，不骛新奇，惟古籍是好，殆所谓嗜好与人殊矣。哲学家之业，在乎求真，不计世俗之好恶。
呜呼，亚氏学说，至今日因严子书而始与国人相见，吾其能无空谷足音之感耶！”此外的《柏拉图》，则是中国最早系统讲述柏拉图思想的一本着作。与此同时，严群还研究和撰写了有关中国哲学的着作，如当时他发表的《朱子论理气太极》、《朱子论阴阳五行》等。
“盗火者”的甘苦
福建严氏家族中有多位中国近代的翻译大家，所谓“盗火”事业，其功甚伟。严复的《天演论》等曾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鼓号，而严群也是一位卓越和资深的翻译家，除了上述两部早年着作外，他还曾译有柏拉图的《泰阿泰德》、《智术之师》、《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等，并着有《分析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前苏格拉底部》等。
说到严群的翻译事业，他几乎视之如妇人分娩，每有所获，又从不轻易付之印行，他说：“学问之道，无论巨细，总以求真求确为贵。”（《泰阿泰德·智术之师》译序）而他的翻译，也不是简单地转译文本，却往往是在深入的哲学思考之后所作的语言转换。
翻译西方哲学，首先译者须是一位哲学家。严群不仅精于哲学语言的推敲和移译，也长于对哲学一般问题的深入思索。他曾认为：世界哲学发展的趋向是繁中求简、散中求总、异中求同、殊中求共，而“本体”便是繁中之简、散中之总、异中之间、殊中之共，因而他特别注意哲学“本体”的发展和演变。至于在这一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不时会出现一些主张调适的哲学家，严群认为这很正常，即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不同的派别增多，其相互攻讦，彼此启发，最后，和而不同，总会有高人出来做调适的总结。要之，经此调适之后，思想若能持续向前，则其调适就富于价值，乃有承前启后之功，且在思想史上占有相当地位。出于这种考虑，严群则倾力于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的翻译工作。
在绍介的过程中，他的点评往往恰到好处，如他常常把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消融在对一些小的哲学问题的剖析之中，以小见大。比如巴门尼德将“现象”与“真实”作区分，进而把“现象”一笔勾销，认为是无有。严群认为这是矛盾的，因为既确定了某种分别，就不能说所分别的一方是有，是存在的，而另一方是无，是不存在的。
翻译西方哲学是一件苦差事，它要求译者必须拥有一个相当广阔的文化素养作为背景，而事实证明严群具备这种条件，他不负众望，且能够把希腊哲学在纵横双向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架构和阐述。这所谓纵的比较，就是对西方哲学史上下两千年的一气贯通，对其中每一个问题进行细致的分疏和整理；所谓横的比较，就是东西方哲学的比较，这对中国学者尤为重要。而严群对之的比较不是简单地比附和对照，而是基于对两种哲学作透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如他把毕达哥拉斯学派与佛教相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匡世救世的宗教，都以宗教为目的，以学术为手段；对于无知识和知识浅的人，迷信和虔诚可以让他们减少罪恶之念，而知识欲望较高的人，则应让他们彻底了解宇宙人生，以便理性地将自己的行为纳于正轨。此外，他还用中国传统哲学的“知人”、“知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等概念来描述赫拉克利特的人生观；在分析希腊哲学“火、气、水、土”四要素时，又以中国哲学的“五行”来参照，因为这是当时中国农业社会和希腊商农航海社会的基本反映。
通过文化（哲学）比较，严群进而指出传统中国哲学的弊端之所在。他认为：中国哲学一向注重过程而不注重本质，虽然《老子》有所谓“一”，《易经》有所谓“太极”，其对“本体”不无所见，但这种思想却始终没有发达起来；此外，对于宇宙人生的问题，总是作“若何”（how）的解答，却不曾作“是何”（w hat）的解答。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想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等等，这些思考之中，真知灼见不时可见。
至于具体的翻译过程，严群忠实于严复提出的三标准：信、达、雅。所谓“雅应以信、达为基础”，但“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严群还曾解释说：“达者，非字句次之谓也，要能深解原文义旨而以译文出之；译文习用之字汇、成语，必求其吻合原文而后可。”至于要做到这一步，“非精通原文与所于译文无能为役”，此为“译事之始基也”。
严群还认为：对西方哲学原着的翻译，还要学习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先秦哲学；要善于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来恰当地表述西方哲人的思想。例如“Sophist”这个词，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无胜义，亦无劣义，但到了苏、柏二氏时，此辞便含有劣义。在译成中文时，有人将之译成“智者”，严群以为没有表达出原意，于是，他取庄子“道术”的用法，将之译成“智术之师”，恰当地刻画出古代希腊一群以“智术”而妄居师席以牟利者的形象。
一代语言学家和哲学导师
翻译大家，自然也是语言学家。从1935年8月严群获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部深造，到他于1938年8月转至耶鲁大学研究院古典语文系，当时他除了在国内已经学习掌握了英文和德文外，他又学习和掌握了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梵文、意大利文、马来文、泰文等。据后来他的学生陈村富说：当时严群学习多种世界的古典语言，除了专业上的原因和爱好外，也与当时中国民族危难的形势有关。即上世纪的30年代，正是国难频繁的岁月，严群在外留学，忧国忧民，但自视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只好退而结网，沉醉于语言学习。这可验证于当时严群笔记本扉页上的《题梵文读本》：“江山破碎，家国倾危，海外赤子伏案若坐针毡，披卷犹履棘荆，安能自制其心以从事此佶屈聱牙者耶？顾我方从拉丁希腊以进于梵文，一字之不晓，一句之弗喻，每寻思愈日繁微广索，必至了然而后已，客或叩吾何所为而为之，则应之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也是在美国求学期间，严群萌发了由古希腊文翻译柏拉图全集的念头。
此前，因古希腊语深奥难懂，很少有人问津，即便是西方学人也大多不敢直接从古希腊语翻译，严群却要啃这块“硬骨头”，他以为只有从古希腊文直接翻译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柏拉图思想的精髓。此后他索性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开始了这项规模宏大的移译和笔耕的工程。
除了着述、翻译，至于嚼饭于人的教师生涯，严群一生执教近50年，期间他开设有欧洲哲学史、希腊哲学、教育哲学、形式逻辑、英语翻译、希腊文、拉丁文等课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严群随即辞去在美国教书的聘约，毅然回到祖国。1939年8月，他回到燕京大学，执教于哲学系（后任主任）；1942年至1946年，在北平中国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曾着书四部、译书四部。当时北平已是日本占领区，严群宁愿到办学条件差的中国学校上课，不惜变卖家财来度日，也坚决不去日本资助的学校任教。那时还常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以“仰慕”严复后人的名义拜会严群，并且送去一些来历不明的救济款物，但均被严群夫妇拒绝。相反，正是在那危机四伏的日子里，严群却从未中断过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那时他陆续撰写了《说老之道》、《栀中庸枛全书思想体系》、《栀大学枛全书思想体系》等，又翻译了柏拉图的《费雷泊士》、《菲德罗士》、《造邦论》（即《理想国》）以及罗素的《哲学问题》等。1945年秋冬，当时张东荪在北平主办《正报》，严群负责主编副刊“哲学思潮”，并时常亲自撰稿。
抗战胜利后，经贺麟的介绍，严群于1947年8月到浙江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翌年又兼任政治系教授。令人遗憾的是，严群来到浙大，并没有能充分展示他的才华。
新中国成立后，浙大哲学系即被取消，当时严群遂执教于外文系，教授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翻译。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直至1958年，严群执教于浙江师范学院外文系、中文系，教授外语和形式逻辑。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演变为杭州大学，他相继在中文系、政治系任教授，讲授逻辑学。直到1962年，在贺麟和商务印书馆的建议和推动下，他才重操旧业，开始校译已被搁置十数年的柏拉图着作。此后，严群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之中，他潜心于此，直到“浩劫”临头。那时，期望中的《柏拉图全集》全部36部着作，他已翻译了其中的28部，眼看就要进入尾声了，然而……
“文革”期间，无疑，严群这样的出身以及他绝对正宗的“白专”典型，理所当然地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对象，作为“牛鬼蛇神”的一员，他备受迫害和煎熬，以至身心俱受摧残。那是至今思来也触目惊心的一幕——严群一生的心血、他未及付梓的译着，被造反派悉数抄走了，并且从此散失殆尽；而严群本人，又被扫地出门，可谓三易其所……此后，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8月，严群才得以回到正常的教学和研究之中。那已是他的晚年，不过，他的处境已经大有改善，所谓严霜之后晚香来，作为一位罕有的古希腊哲学研究者，严群除任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之外，还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浙江省政协委员、中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浙江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
年事已高、经常出入于医院的严群在晚年曾十分惋惜地说：“平生素抱尽译柏氏全书之志，假我十年，容以时日，庶几有以成期举。”1985年，严群教授去世。
